第七章 科学不是已经证伪基督教了吗?

在《无神论者现实指南》的开篇，哲学家亚历克斯·罗森伯格(AlexRosenberg)宣称:“无神论远不止那些否定上帝存在的确凿论证，它还伴随着一整套世界观——一种要求严苛、逻辑缜密、令人惊叹的现实认知体系。这种世界观已经被证实无可辩驳，它的名字叫作科学。”其他无神论者亦纷纷附和。史蒂文·平克反向论证道:“科学发现表明，全世界一切传统宗教与文化的信仰体系……在事实层面都是错误的。”理查德·道金斯眼中的宇宙“具有这样的特性:归根结底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善恶，唯有盲目和冷漠无情。”

听着这些新无神论者的慷慨陈词，人们或许以为有神无神的辩论早已盖棺定论。但其实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尔·黑斯廷斯(DanielHastings)少年时期在英国开始跟随耶稣，他表示:“首先我要说的是，宇宙确有一位创造它的上帝，这位上帝不是一位冷漠无情的神。”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孔静(JingKong)自幼在中国长大，在加州伯克利攻读研究生时成为基督徒，她说:“我的研究不过是我从事上帝事工的平台。他的创造，以及他创造的方式都极其有趣，令人叹为观止。”牛津大学应用民族生物学教授安德鲁·戈斯勒(AndrewGosler)出身世俗犹太家庭，成为教授后才信主，他解释道:“我归信基督并非因为某个单一问题，比如生命的价值，而是一个全方位的视角重塑过程，贯穿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剑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罗素·考伯恩(RussellCowburn)道出了与我共事的数十位顶尖科学家的心声:“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并不会让上帝变得越渺小，反而会让我们对他的创造之工看得越清楚。”

本章将对“科学必然通向无神论”这一普遍看法提出质疑。我们将追溯科学的基督教渊源，展现基督徒何以常常站在科学发现的最前沿。继而简要考察某些被誉为“信仰终结者”的新兴科学领域，指出它们非但未能证实世俗人文主义，反而暴露了这一信仰体系的关键弱点:一方面企图将真理狭隘化为科学上可以测量之物，另一方面又想要维护生命具有内在价值的信念。

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对于科学与圣经的关系历来持有不同观点。本章无意评判孰是孰非。若您决意追随耶稣，我深信您会自行探索，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唯愿通过这些文字，让读者初步领略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富有成效的关系——一种在大众讨论中常被湮没的关系——并指出，信仰一位理性的创造主上帝，正是科学事业最首要也是最坚实的基础。

基督教与科学的诞生

若听信今日新无神论者的说辞，人们几乎不会想到:现代科学最初正是由基督徒开创的。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Bacon，约1214–约1294)与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kham，约1285–约1350)奠定了经验主义与方法论的基础，为科学方法铺平了道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则将其确立并推广开来。他在《论无神论》一文中写道:“的确，浅尝哲学使人趋向无神论;而深入哲学则使人归向宗教。”以“波义耳定律”留名科学史的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同样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福音传播与圣经翻译的工作上。他原本考虑成为一名神职人员，最终认定以科学家身份能更好地侍奉基督。

但现代科学方法最初由基督徒发明，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历史上基督教信仰极为珍视内在生命。中世纪的修道院是学术研究的中心。最早的大学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需要。牛津与剑桥，以及后来出现的哈佛、耶鲁等都是明确作为基督教机构而建立的。然而，早期近代欧洲并非当时唯一的学术中心。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部分地区在某些技术层面更为先进，也同样重视学术研究。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却诞生在以基督教为根基的欧洲?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级科学哲学家汉斯·哈尔沃森(HansHalvorson)认为，有神论的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科学家探索的是自然现象的自然原因，而非在试管中寻找神迹。但哈尔沃森指出，这种方法论并非源自无神论。相反，早期科学家之所以进行这种研究，是因为他们相信宇宙是上帝“按照像我们这样的理性受造者可以理解的蓝图”设计与创造的。既然上帝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旨意创造，那么“发现创造蓝图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实证研究”。事实上，哈尔沃森坚持认为，有神论依然比无神论为科学提供了更加稳固的哲学基础。无神论本身根本无法奠定科学基础。这并不意味着无神论者就不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许多无神论者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但是，正如无神论不能作为我们道德信念的根基一样，它也不能为我们的科学提供正当性。

伽利略与哥白尼革命

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是科学的敌人，而无神论是科学的盟友。这种偏见影响了我们对许多科学突破的认知。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发现为例。1633年伽利略(Galileo)受到天主教会审判的事件，常被描述成无神论的胜利:勇敢的科学家挺身而出，挑战基于圣经字面意思建立的宇宙观。实际上，人们将这一事件视为基督教与科学关系的典型缩影:科学进攻，基督教退却。社会学家伊莱恩·霍华德·埃克伦德(ElaineHowardEcklund)在对多所顶尖大学的科学家进行访谈时发现，许多人仍援引“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施以酷刑”作为关键证据，认为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冲突。然而，正如埃克伦德指出的那样，所谓“伽利略遭受酷刑”其实是广泛的谬传，缺乏历史证据支持。此外，认为“伽利略事件”证明科学战胜了基督教，这个观点还存在着其他三个问题。

第一，伽利略本人是基督徒。他强烈主张“日心说”并不会削弱圣经的权威。事实上，他试图进行神学阐释的举动，是导致他与教皇决裂的原因之一。这位教皇曾是他的朋友，也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支持者。在宗教改革余波未平之际，天主教会对于平信徒进行神学阐释极为敏感。伽利略提出“圣经作者为适应民众认知水平而采用通俗表述”的观点，其实是中世纪神学中的标准原则。然而，在宗教改革的神学争论尚未平息的背景下，这类议题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

第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宇宙论并非出自圣经，而是承袭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模型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心，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这在哥白尼和伽利略颠覆宇宙论之前的数个世纪里，一直是大学里教授的标准范式。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模型比“日心说”更容易在表面上与圣经某些文本契合，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球体的观点，实际上与旧约中“大地立于柱石之上”的古代近东宇宙观并不相符。因此，在哥白尼革命之前，教会所认可的宇宙观与严格的字面解经也不一致。

第三，认为伽利略推翻了字面解经的说法也不成立。事实上，基督徒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探讨如何以非字面的方式来理解与科学相关的圣经文本。例如，四世纪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就曾告诫同时代的信徒，不要在科学问题上妄加评论，以免使基督教信仰蒙羞:“当一个非基督徒听到基督徒本应去解释圣经，却在这些话题上胡言乱语时，是一件可耻且危险的事。”今天有些基督徒认为，如果在每个涉及科学的问题上没有按字面解释圣经，就会削弱圣经中关于耶稣复活这一核心信仰的可信度。但奥古斯丁持相反意见:

倘若(不信者)看到一位基督徒在他们所熟知的领域里显出无知，又听见他在谈论我们的圣经时坚持那些愚昧的见解，他们怎么会相信圣经在讲论死人复活、永生盼望和天国时所说的是真理呢?

因此，哥白尼革命非但不是无神论科学家对字面解经传统的打击，反而可以视为是基督教科学家对沿袭了几个世纪的异教哲学误读的拨乱反正。诚然，天主教会在当时确实进行了抵制，但正如后来的所有科学争议一样，辩论双方均有基督徒参与。

基督教科学简史

基督徒在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本人那里便可见一斑。爱因斯坦书房墙上挂着三位他崇敬的科学巨匠的画像:艾萨克·牛顿(IsaacNewton，约公元1642–1727)、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Faraday，1791–1867)以及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1831–1879)。牛顿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以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与运动定律而闻名。虽然他因否认基督的完全神性而不被视为正统基督徒，但他对于上帝的信仰却非常虔诚，写下的神学著述甚至多过物理学著作。法拉第以其在电磁学领域的研究而闻名，他的科学贡献卓著，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实验科学家之一。除了法拉第常数以外，法拉第效应、法拉第笼和法拉第波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拉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对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麦克斯韦被认为是物理学第二次伟大统一的缔造者，他将电、磁和光统一在同一理论框架之下。他是一位福音派长老会基督徒，后来成为苏格兰教会的长老。对这些人而言，科学与信仰并行不悖;研究上帝的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敬拜行为。但这是否只是科学史上极少数的例外呢?事实并非如此。

开尔文勋爵(LordKelvin，1824–1907)便是兼具卓越科学成就与深厚信仰的又一例证。他的姓氏已成为温度单位永载史册。他是最早以“百万年”而非“千年”尺度计算地球年龄的科学家之一。在担任基督教证据学会主席时，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我一直觉得非科学界普遍有一种印象，即科学界认为，科学已经找到了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方法，而无需明确信仰一位造物主。这种印象完全没有根据，对此我毫不怀疑。

与今天一样，十九世纪时有关科学与信仰的问题也曾引发激烈的争论。然而，在“科学世界”的核心，仍不乏真诚的基督徒为信仰造物主上帝而据理辩护。

人们常以为科学是无神论者逐步摧毁基督教的利器，但大爆炸理论进一步粉碎了这种想法。比利时天主教神父乔治·勒梅特(GeorgesLemaître)最早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极为疯狂的设想:宇宙起源于一个极端高温、高密的“宇宙卵”。与任何科学范式的变革一样，这一理论最初遭到抵制，而其中部分阻力源于无神论。正如史蒂芬·霍金(StephenHawking)所指出的:“许多人不喜欢时间有一个起点的观念，可能是因为这带有一种神圣干预的意味……因此他们曾多次试图避免得出大爆炸的结论。”

反对者之一是无神论物理学家弗雷德·霍伊尔(FredHoyle)，他在一次广播采访中将这一理论戏称为“大爆炸”，并将其比作“一个从蛋糕里跳出来的派对女孩”。与当时许多科学家一样，霍伊尔更倾向于“稳态宇宙论”，认为宇宙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采用这种模型，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宇宙之外的任何事物创造宇宙的想法。而大爆炸理论非但不是指向无神论的又一证据，反而与基督教“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万物”的核心教义惊人地契合。

也许在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上，最具争议的问题当属进化论，而其与基督教的历史纠葛也相当复杂。达尔文一生中信仰几经变化，大致是从自然神论走向不可知论。但他最亲密的合作者、也是他“最坚定的拥护者”——哈佛植物学教授阿萨·格雷(AsaGray)，却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格雷与达尔文通信超过三百封，向他提供了许多研究资料。1881年，达尔文在一封致格雷的信中写道:“全世界几乎没有谁的认可比你的更让我看重了。”与达尔文不同，格雷认为自然界充满了“明确无误且无可否认的设计痕迹”，并试图说服达尔文回归信仰，主张“上帝本身就是最终的、不可简化的因果根源，因此，他也是所有进化变化的源头。”

遗传学历史进一步削弱了新无神论者的叙事。遗传学奠基人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Mendel，1822–1884)是一位天主教修士，他在圣托马斯修道院的花园中研究豌豆的遗传规律。道金斯承认孟德尔是“遗传学奠基天才”，但却刻意淡化了其信仰背景:“当然，孟德尔是宗教人士，他是一位奥古斯丁修士;不过在十九世纪，做修士只是年轻的孟德尔追求科学最便捷的途径。对他而言，这相当于拿到了研究经费。”然而，这种带有偏见的报告对于维持“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的叙事至关重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纵观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的科学史，我们会从中发现众多顶尖的基督徒科学家，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科学家们是否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集体觉醒，回到了无神论的阵营呢?

当代基督徒科学家

我住在距离麻省理工学院(MIT)仅几步之遥的地方。这里是美国科研事业的殿堂。如果你在那条蜿蜒穿过校舍的“无尽长廊”上随意拦住一位学生，问他/她麻省理工学院是否有教授是基督徒，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否定的。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基督徒教授阵容堪称豪华。我此前已经提到过的有核科学教授伊恩·哈钦森、航空与航天学教授丹尼尔·黑斯廷斯，以及电气工程教授孔静。他们三人都不是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人工智能专家罗莎琳·皮卡德是情感计算领域的开创者，青少年时期便成了基督徒;化学教授特洛伊·范·弗里斯(TroyVanVoorhi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时信主;生物与机械工程教授琳达·格里菲斯(LindaGriffith)则是在成为知名科学家后才信主的。其他基督徒教授还包括机械与海洋工程教授俞久平(DickYue)、化学工程教授克里斯·洛夫(ChrisLove)、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生物学教授道格·劳芬伯格(DougLauffenburger)、历史学教授安妮·麦肯茨(AnneMcCants)，甚至还有神经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前任校长(也是该校首位女性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Hockfield)。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并且这样的名单并不仅限于麻省理工学院，全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中都有虔诚的基督徒。如果说科学已经推翻了基督教，很显然没有人通知过他们!

这并不是说理科教授的信仰情况和一般人没什么差别，他们当中无信仰者的比例确实更高。在名校中，约34%的理科教授表示他们不相信上帝，而普通人中这一比例仅为2%;另有30%的教授表示他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并且认为无从得知。不过，我们必须谨慎，不能从相关性推导出因果关系。在访谈中，很少有研究型大学的理科教授表示，他们是因为科学而失去了信仰，与此同时，理科教授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强烈偏向于最不可能相信上帝的群体——美国白人男性、亚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远离最虔诚的群体——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或许是得益于科学界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年轻一代科学家的信仰正愈加虔诚，这与全国性的趋势恰好相反。事实上，那种将科学与基督教对立起来的叙事，可能正是导致某些代表性不足的群体(非裔、拉丁裔以及女性)对科学领域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科学已经证伪基督教”的新无神论叙事，其实并没有最初看起来的那么具有说服力。

“科学已经证伪基督教”的说法站不住脚，从美国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科学家的亲身经历便足以证明。他在成为职业科学家后才信了基督。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Collins)曾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如今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他成长于一个世俗家庭，家里倒没有刻意反对宗教，只是觉得无关紧要。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柯林斯从不可知论者转变为无神论者，认为信仰上帝在理性上站不住脚。然而，在他做实习医生时，目睹了病人的信仰竟能在苦难中给他们带来如此深沉的力量，他的无神论信念受到了冲击。尤其是一位年长的女病人，饱受着剧烈且无法治愈的疼痛折磨，却与他分享自己对耶稣的信仰，这段对话深深地震撼了他。然后老妇人问他:“医生，您信什么呢?”“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烫，”柯林斯回忆道，“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我其实……不太确定。’”在那一刻的不安中，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探究过上帝存在与否的证据。这位病人简单的一句话，开启了他的一段探索与思考的旅程，最终使他接受了耶稣为救主。如今，他深信“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就是主宰基因组奥秘的上帝。”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

在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医患对话中，格里高利·豪斯(GregoryHouse，热播剧《豪斯医生》的主角)斥责了一位耍手段混进他诊室的行为艺术家。豪斯得知他的病人意图创作一部生命艺术作品，于是质问她:“我想你刚刚意识到自己是会死的，不过是一袋细胞与废物罢了，终有到保质期的那一天。你想要表现自己，你想要引人注目，你可能甚至祈祷这次能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我为你的作品想了个标题——《这一切毫无意义》。”

这种“完全用科学描述人类”的观念，剥夺了我们生命的意义，也因此催生了豪斯医生那种虚无主义的看法。我们只是一袋袋细胞与废物，有着未知的到期日;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对“人被简化成组成部分”(一些人认为科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的一种回应。但豪斯的病人则代表了另一种或许更普遍的观点:的确，科学已经扼杀了任何宇宙层面的意义，但这正好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意义——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行为艺术。这两种观点看似不同，前提却是相同的:只要有了对某种事物完整的科学描述，其他的描述就会出局。但如果这个前提错了呢?

八年前，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受孕并非神迹。我的妊娠过程也平平无奇。如果有科学家愿意记录整个过程，那么其中不会留有任何科学无法解释的空白。然而，我心中毫不怀疑，这个婴儿是上帝所造，她远不止是一袋有到期日的细胞与废物——并非因为她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她不仅仅是这些东西。事实上，圣经对我们的描述比豪斯医生的说法更不客气。“你本是尘土，”上帝对世上的第一个人宣告说，“仍要归于尘土。”(创3:19)。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我的女儿是一袋细胞。但她不仅仅是细胞。她是尘土。但她不仅仅是尘土。事实上，圣经坚持认为，我们这由尘土塑造的生命，拥有巨大且不可剥夺的价值，并非因为我们不是原子、分子、细胞或尘土，而是因为我们是上帝亲手所造，蒙召与他建立独特关系的尘土。因此，对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科学说我们是什么?”而是“上帝说我们是谁?”

这并不是说科学知识不重要。科学方法使我们能够驾驶飞机、净化水源、治愈疾病。至少在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地区，我们的日常生活无不依赖于它。然而，尽管我非常重视科学，却并不认为科学知识是最重要的知识。关于我们自身和世界上那些可通过科学测量的事实，或许是最容易验证的。物体下落的速度遵循什么公式?我站的窗台离地面有多高?但如果我真的从这里跳下去，没有哪篇新闻报道会只局限于报道窗台到地面的精确距离，或撞击对我身体产生的具体损伤。人们最想问的问题不会是“如何”，而是“为何”。尽管查明“如何”可能很重要，但知道某人如何死去并不能说明全部的真相。如同钢琴奏鸣曲中左右手的旋律一样，科学层面的叙事与意义层面的叙事并不相互排斥。唯有两者并存，才能构成完整的乐章。

正因为人类追求意义优先于追求事实，圣经中有关创造的记载才如此发人深省。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关于《创世记》中创世的叙事体裁及其与科学的关系，基督徒对此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创世记》主要关注的并非科学。若是关注科学，我们理应看到记述中充斥着各种公式和表型。创造宇宙的上帝，其科学知识必定远超我们，犹如太阳之于路灯!但缺乏科学细节并非疏忽。相反，这是对更重要信息的刻意优先考虑。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相信《创世记》中关于创造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些篇章是整本圣经的“开胃菜”，在这里，上帝首先回答了我们最深切关注的问题:我们是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与上帝以及我们彼此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上帝本可以用详细的宇宙科学描述来开启圣经，就像我晚上哄孩子睡觉时，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是哺乳动物，基因来源于我与他们父亲的DNA组合。这些话都是真的，也传达了一些有用的知识，我希望孩子们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学会这些。也许他们中的某一个将来会成为科学家，能为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人所遨游的科学信息海洋贡献点滴。但现在，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母亲，并且我爱他们。事实上，如果我只告诉他们科学信息，而没有告诉他们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反而剥夺了他们知道真相的权利，并且完全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

科学与人的价值

在当今西方世界，科学，尤其是进化论，常被用来质疑基督教信仰，以支持特权精英所偏爱的世俗人文主义。但若将“关系真相”这层血肉从“科学真相”这副骨架上剥离出来，不仅会削弱有神论的根基，也会动摇任何想要维护人类固有价值概念的信仰体系。这一点甚至连理查德·道金斯本人也意识到了。他形容自己在科学上是“热情的达尔文主义者”，但在政治与人类事务上却是“热情的反达尔文主义者”。道金斯宣称:“进化赋予了我们一个不断增容的大脑，以至于它能够理解自身的起源，并谴责进化这一过程所隐含的道德问题(如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甚至奋起与之抗争。”然而，在一个拒绝一切超自然叙事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中，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进化的道德问题应当受到谴责，甚至没有理由认为存在这种所谓的“道德问题”。当人们用进化论来攻击有神论信仰时，这股反噬的力量，最终会让世俗人文主义者自己也瞠目结舌。

事实上，单靠进化论本身并不能证实新无神论领袖所偏好的那种特定形式的自由派世俗人文主义。这一点可以从思想史中得到印证。进化论曾在不同时期被用来为一系列不同的思想体系辩护。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希特勒曾援引进化论来支持其法西斯议程，而马克思与斯大林称进化论是共产主义的科学证明，资本主义领袖则认为它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正确性。同样，在达尔文时代，虽然许多无神论者将进化论视为无神论的证据，但不少基督教领袖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加尔文派神学家甚至称赞进化论是“对自然的加尔文式阐释”。[这些支持者之间如此极端的意识形态差异表明，如同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纯粹科学可以被套上不同的意识形态滤镜加以诠释。然而科学远不足以说明全部的真相。

如果人不过是科学所能描述的特征总和，如果我们唯一的叙事就是进化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坚持人类平等、保护弱者、女性平权，或其他我们所珍视的道德信念。仅举千万个例子中的一例来说，雌性灵长类常常遭受雄性的强迫交配。若我们坚持认为这种行为在人类中是错误的:即便它在进化上可能有其优势，我们仍应坚决抵制并严厉惩罚。那么这就意味着，人类在根本层面上有别于其他生物。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世俗人文主义者，都需要一种能够解释这种区别的人性观。

基督徒将人的独特性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之上——人是按着上帝的形像受造的。正如上帝呼召万物，万物便应声而有，他也呼召人类作他在地上的代表，与造物主和彼此之间建立独特的关系，并肩负起道德上的责任。而若要维持善良、公正、正义等信念，世俗人文主义者同样必须认为人类是具有道德意识、区别于其他灵长类的存在。问题在于:这种区别的依据是什么?答案最终不可能是科学。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事物是怎样的，比如，它可以解释一个男子可能有实施性侵犯的冲动，是因为这是他传播其基因的有效手段。但科学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屈从于这种冲动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可以进行社会学计算，看看哪些行为对于群体更为有利，并判定性侵对群体的整体幸福产生了净负面影响。但要称强奸为错误，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人类身份的叙事，而这超出了科学或社会学所能告诉我们的范畴。

圣经叙事的一个优势在于，它并未把人的独特性系于特定的智力或身体特征。正如第四章所述，如果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能力或特质上，将会危及人类平等。而进化论曾多次被利用来达到这一目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便会发现进化论被用来为种族主义与优生学辩护。事实上，正如人类学家马特·卡特米尔(MattCartmill)所观察到的:“从达尔文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大多数研究人类进化的科学家……都坚信，某些现存的人种比其他种族更接近猿类。”这种观点如今已被证实毫无科学依据，进化论被滥用于邪恶的目的，并不能抹杀科学本身的价值，正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不能否定医学本身一样。两者的背后都是种族偏见在作祟。但当无神论者因为以宗教之名所犯下的恶行而拒绝基督教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科学之名所行的恶同样存在。并且归根结底，唯有一种宗教世界观才能够使我们将恶定义为恶。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比尔·纽瑟姆(BillNewsome)在思考无神论与基督教的科学观差异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在我们生活的宇宙中，我们道德行为的最高价值与道德直觉，是与宇宙的核心现实以及它起初创立时的目的相契合?还是说，我们的最高价值与道德直觉只是一场笑话，纯属偶然，与宇宙的本质毫无关系?

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每个人都能从通过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中受益，而科学方法最初是由基督教学者创立的。但如果我们让科学真理凌驾于其他一切真理之上，并相信科学叙事可以排除其他所有叙事，我们就失去了道德的根基，用道金斯的话说，没有理由去“反抗我们的基因”了。那时，我们就真成了“一袋有保质期的细胞和废物”，毫无意义。

人类是偶然的产物还是被设计出来的?

除了进化论对人类独特性构成的所谓挑战之外，无神论者用以质疑基督教的另一个论点是:如果重新播放一遍进化录像带，结果将会截然不同。这一观点，加之死亡、苦难和偶然事件都已融入进化叙事之中，无神论者以此论证:人类从任何有意义的角度来说，都不是由上帝“设计”或刻意创造的。

理查德·道金斯举了喉返神经的例子。这条神经在人体内采取迂回路径，从大脑出发，经由心脏抵达喉咙。在一次公开解剖长颈鹿颈部的试验中，该神经在其中以更惊人的长度走完了相同的路径，道金斯评论道:“如果没有设计师，这些缺陷正是你所预期的那种由历史偶然性所造成的缺陷。”在道金斯看来，尽管人类从外表看像是被设计出来的，但若你掀开机器的引擎盖深入探究，就会发现我们的内部构造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虽然基督徒对于上帝创造人类的方式看法各异。但所有基督徒都必须相信，人类归根结底是由上帝设计、创造并赋予意义的。因此，无神论者认为:诸如喉返神经这类的缺陷，足以推翻基督教的叙事。然而，这种论点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同样的论点亦可套用于历史。许多历史事件似乎都取决于灾祸、巧合与偶然。但在圣经讲述的故事中，历史尽管看似随机、残酷与混乱，却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并且，苦难本就根植于上帝的救赎计划之中，而这个计划的关键正系于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与死亡。事实上，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偶然或历史意外:上帝掌管着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际遇。

其次，“重新播放一遍进化录像带，结果将会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根本不是最科学的。西蒙·康威·莫里斯(SimonConwayMorris)是剑桥大学进化古生物学讲座教授，以对伯吉斯页岩化石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这些化石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证据:这场始于约5.4亿年前、持续了2000-2500万年的物种加速多样化事件，造就了现今绝大多数主要动物门类。康威·莫里斯是一位基督徒，他对“进化论证实了无神论”的说法持强烈批判态度。此外，为了反驳“重新播放一遍进化录像带，结果将会截然不同”的说法，他列举了多个趋同演化的例证:相同的特征在不同动物身上独立进化出来。康威·莫里斯认为，人类出现并非偶然事件，类似人类这样的生物实为进化过程中可预测的结果:这更像是在解一道谜题，而非写一部小说。

再次重申，基督徒对《创世记》中有关创世的记载解读各有不同，我的目的并非是要回避这些神学上的复杂性。然而，趋同演化这一新兴的交叉科学前沿，正在质疑新无神论者用来将科学与创世对立起来的一个关键论点。未来数年它会如何发展，着实令人期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科学家们已经解释了更复杂的生命形式是如何从更简单的生命形式演化而来的，但对于生命最初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问题，我们所有人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但即便重播生命进化录像带确实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便我们从科学上知道了录像带最初是如何开始播放的，这在基督教视角下也无关紧要。重启让我诞生的那场精子竞赛，结果几乎可以确定不再会是我。然而现在我就在这里，并且我相信，这正是上帝的旨意。

但是，这种信念本身，是否又只是我生物进化史的一个副产品呢?

人类天生就相信有上帝吗?

在《为什么会有人相信上帝?》(WhyWouldAnyoneBelieveinGod?)一书中，心理学家贾斯汀·L.巴雷特(JustinL.Barrett)认为，宗教信仰是我们人类心智类型的自然产物。[43]大家都视巴雷特为宗教进化心理学领域的奠基人。他指出，人类几乎普遍存在宗教信仰倾向，这源于我们头脑中一种归因于“行为主体”的认知偏见。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的祖先看到一个形似老虎的影子，他们若假定那是一只蓄意伤人的老虎，而不是一块形似老虎的石头，他们的生存几率要更高。预期是老虎而结果却只是石头，顶多虚惊一场;但预期是石头结果却真是老虎，那就性命难保了!当按照这一逻辑，并将这种思维模式应用到更大的场景中时，你就会开始在暴风雨和干旱的背后看到神灵的影子。

无神论者对此大感欣慰，因为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大多数人顽固地拒绝放弃宗教信仰。但巴雷特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曾是牛津大学认知与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现任富勒神学院心理学教授。巴雷特认为，人类天生倾向于相信上帝，这一点与他的基督教信仰完全一致。巴雷特问道:“如果真有一位上帝，我们受造就是为要与他建立个人关系，而与他建立这种关系刚好对我们有益，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44]事实上，把人类对上帝的天然兴趣当作“上帝不存在”的证据，本身就显得相当迟钝!如果仅仅因为某种行为具有生物学动机，就否定那种行为所揭示的更深层现实，那么我对丈夫与孩子的爱也同样应当被摒弃，因为它毫无意义。

精微调适与多元宇宙

当我们将目光从人类自身投向广袤的宇宙时，会发现当代科学引出了另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正如二十世纪无神论者因宇宙有开端的证据而感到不安，如今宇宙被精微调适以适应生命存在的证据，也给当代无神论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宇宙学家已经分离出若干对构成物理宇宙至关重要的关键常数。有些极其庞大，如衡量原子间电磁力与万有引力比值的N值(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有些则极为微小，如代表两种基本能量比值的Q值(0.00001)。剑桥大学教授、世界级天文学家马丁·里斯(MartinRees)在他的著作《六个数:塑造宇宙的深层力》中阐明:这几个数中的任何一个哪怕发生分毫偏差，星辰、地球乃至生命都将不复存在。

对于这种精微调适现象，里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纯粹偶然。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里斯本人亦认为不足取信。第二种是存在一位上帝，他有意让宇宙孕育生命。里斯承认，这是一种合理的观点，也是他的部分同行所持有的观点。但他本人更倾向于相信第三种: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个平行宇宙中的一个，每个宇宙都受不同的定律支配，并具有不同的物理常数。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碰巧能够孕育生命。由于人类受限于本宇宙，这种多元宇宙理论无法通过实验验证。但如果要在相信一位造物主上帝与相信无穷多个平行宇宙之间做抉择，里斯更倾向于后者。

从神学角度来看，所谓的“多元宇宙”这一设想本身并不构成什么问题。正如《诗篇》8篇所言，诗人在观看上帝所造的天时惊叹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既然无限的上帝能创造亿万星辰，自然也能创造出亿万个宇宙。但当我们意识到，目前对宇宙为适应生命进行精微调适的最佳解释，竟需要引入无穷多个平行宇宙时，造物主的存在反而显得不那么荒谬了。

自然法则是否足够?

已故的史蒂芬·霍金在他2010年的著作《大设计》一书中宣称:

因为存在像万有引力这样的定律，宇宙能够也必然从无到有地自我创造……自我创造正是万物存在的原因，是宇宙存在的原因，也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我们无需祈求上帝来点燃那根蓝色引信，让宇宙运转起来。

无神论论战者如道金斯对此论述报以热烈的掌声。但这本书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包括来自其他世俗科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本书夸大其词，把高度推测性的理论当作已经确立的科学事实。此外，持不可知论立场的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Davies)指出，首先，将上帝视为“点燃引信者”的观点曲解了(至少从奥古斯丁以来的)基督教神学;其次，霍金描述的情景无法对“存在”做出完整的解释，因为这种现实观“附带了一大堆理论包袱”，包括一套遍布多重宇宙的“元法则”，它们在各个宇宙中衍生出特定的法则。戴维斯指出:“这些元法则本身仍然无法解释——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超越性实体，恰好存在，只能被当作既定的事实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元法则的地位与一位无法解释的超验上帝并无二致。”

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基督徒与无神论者其实容易犯同样的错误，即认为科学必将证实或证伪有神论。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方式是观察我们所处的世界，并叩问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世界，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是否相符?当弗朗西斯·柯林斯透过科学惊叹上帝的创造时，理查德·道金斯却视科学为扼杀信仰的杀虫剂。当史蒂芬·霍金坚信科学让上帝变得多余时，他在剑桥大学理论宇宙学中心的亲密合作者保罗·谢拉德(PaulShellard)却从同样的科学中看到了其自身与基督教信仰的和谐共鸣。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D.Phillips)在描述他所看到的科学与他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契合之处时写道:

我看到一个有序而美丽的宇宙，其中几乎所有的物理现象都可以由少数几个简单的数学方程来解释。我看到一个宇宙，如果其构造稍有不同，便不会产生恒星和行星，更遑论细菌与人类了。而没有任何合理的科学理由可以解释宇宙必须如此而不能有所不同。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结论:必有一位智慧的上帝选择以如此美丽、简洁而能孕育生命的方式创造了宇宙。然而，还有许多同样优秀的科学家依然是无神论者。这两种结论，归根到底都是信仰的抉择。

“数学不可思议的有效性”

我们对科学早已习以为常，乃至忘记了去惊叹一个事实:宇宙的规律竟然能为我们所理解。为什么哺乳动物大脑中的神经元放电活动，会与塑造宇宙的法则相关联?为什么数学这种在最纯粹的形态下甚至可以坐在扶手椅上完成的思维活动，竟能以可以让人发现又觉优美的方式，与世界运转的规律联系起来?

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Wigner)曾在其名篇《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可思议的有效性》(“TheUnreasonableEffectivenessofMathematicsintheNaturalSciences”)中提出了这些问题。维格纳指出:“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巨大效用近乎神秘，而且对此没有合理的解释。”他最后以感恩作结:“数学语言能够如此恰到好处地适用于表述物理定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一份我们既不理解也不配拥有的美好礼物。”[51]维格纳此文写于1960年，但这份惊叹至今犹存。它令人回想起首批现代科学家最初的假设:倘若有一位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并赋予人类一种与他自身的理性相呼应的智慧，那么这些承载他形像的受造物，或许有能力辨识出他所设定的法则。

@福音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