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没有宗教，我们不是活得更好吗？

大多数大一新生都试图融入新学校，而我却格格不入。我的英文系同学个个都很酷——有的当模特，有的演电影，而我一样都不沾边。但让我显得另类的不只是缺乏荧幕经验：入学报到时，我的脖子上挂着一个7.62厘米长的木制十字架。
有个男生以为我在玩反讽，谁成想我们竟因此结下了匪夷所思的友谊。他沉溺毒品，我追随耶稣，但我们都痴迷看书。我本可以通过坦言自己曾暗恋过好些女生来让自己显得更“酷”，但我没有。我仍希望这是我成长中的一个阶段，等再长大点儿，这个劲儿也就过去了。于是，在我那些困惑的、世俗化的、时而震惊的同龄人眼中，我成了少数成天抱着圣经的怪胎之一。

剑桥大学的基督徒团契比人们想象的更庞大、更活跃。我们敲宿舍门、发福音小册子、讨论耶稣。但在千禧之交，大多数对剑桥略知一二的的观察者都会断言，这些团体迟早会消失：在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里，秉持纯粹的基督教信仰早已不合时宜。

新无神论者的叙事

从那时开始，新无神论者便围绕信仰编织起了一张旨在摧毁其公信力的大网。2004年，萨姆·哈里斯（SamHarris）出版了《信仰的终结：宗教、恐怖行动及理性的未来》（TheEndofFaith:ReligionsTerror,andtheFutureofReason），随后于2006年推出了《致基督教国家的信》（LettertoaChristianNation）。同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发表了《上帝的错觉》（TheGodDelusion），该书在《纽约时报》（NewYorkTimes）畅销书榜单上盘踞长达51周之久。2008年，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Hitchens）推出了其新无神论劝导的巅峰之作《上帝不伟大：宗教是如何毒害一切的》（GodIsNotGreat:HowReligionPoisonsEverything）。这些极富文采的作者宣称，基督教既不可信亦不可取。道金斯嘲弄着被科学证伪的信仰，希钦斯则试图刺破那个将基督教视为向善力量、日渐萎缩的舆论气球。

乘着胜利的东风，无神论者便大胆宣称他们占领了道德与智识的制高点，即使他们这样的行为已经越界。在2011年广为流传的TED演讲《无神论2.0》中，人生学校（SchoolofLife）创始人艾伦·狄波顿（AlaindeBotton）倡导一种新型无神论，这种无神论既能保留宗教的益处，又可规避信仰的弊端。他津津乐道于美国黑人的布道传统及其会众的热烈回应：“感谢耶稣！感谢基督！感谢救主！”狄波顿建议世俗听众在面对无神论布道时，可以通过赞美他们的偶像来进行回应，而非放弃这种宗教的狂喜感：“感谢柏拉图！感谢莎士比亚！感谢简·奥斯汀！”莎士比亚的世界观根本上是由基督教塑造的，不知他对被人奉为无神论偶像作何感想。但就简·奥斯汀而言，答案显而易见：这位对耶稣怀有深切、明确且持久信仰的女性，定会对这一新宗教感到惊骇万分。

同样，在2016年旨在动员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与“无信仰者”的“理性集会”（ReasonRally）上，多位演讲者竞相援引马丁·路德·金带领的华盛顿大游行蹭热度，仿佛这场贬低基督教的集会能取悦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布道者似的。同年，我偶然读到《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上的一

篇文章，宣称要解读“为何英国的儿童故事更胜一筹”。作为旅居美国的英国人，我迫不及待地阅读，却发现其结论竟是美国的儿童故事基督教色彩过浓，因而不够有吸引力。作者将《魔戒》（TheLordoftheRings）与《纳尼亚传奇》（TheChroniclesofNarnia）归为受异教思想影响的作品，却未注意到托尔金（Tolkien）与路易斯（Lewis）皆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作品正建立在耶稣死而复生的信仰宣言之上。另一位被归入“优秀英国异教主义”阵营的作者J.K.罗琳（J.K.Rowling），直到《哈利·波特》终结篇问世才透露自己脆弱的基督教信仰，恰恰是因为其作品受到基督教影响，她担心过早披露会暴露剧情。这种趋势仍在持续。在2018年电影版《时间的褶皱》（AWrinkleinTime）的改编中，制作方对马德琳·英格（MadeleineL’Engle）的原著进行了耐人寻味的文化挪用——删除了许多基督教元素。

与此同时，一批才华横溢的怀疑论小说家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Atwood）1985年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经Hulu平台改编成电视剧后重获新生。作品虚构了新英格兰地区被伪基督教教派“雅各之子”统治的景象：女性的银行账户遭到冻结，女性被禁止阅读与工作，那些在核辐射后仍具生育能力的女性被分配给男性“司令官”，在一种每月一次的仪式中被迫受孕。这一仪式据称是仿效亚伯拉罕让妻子撒拉的使女受孕的故事。受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启发，爱特伍构想出了一个同样具有压迫性的所谓基督教政权。

回到我的故土，经典科幻剧《神秘博士》（DoctorWho）带领观众在感动、机智与深刻之间进行着扣人心弦的穿梭。博士在许多方面颇具基督的特质，《神秘博士》也是我一直最钟爱的电视剧之一，但其反基督教的信息仍清晰可辨。吞噬人类寿命的“哭泣天使”，受信仰控制的“无头修士”（斩首仪式使他们彻底丧失思考能力），51世纪的教会竟成了一个军事机构。那些引导我们抛弃宗教的动人故事、剧集和歌曲层出不穷，而我们竟忘了，那些被视为普世性的文化财富有多少是由基督教塑造的。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基督徒确实是在自掘坟墓。文化战争的深化使许多信徒与自身的传统割裂，信徒与无神论者竟不约而同地将世俗视作规范。基督徒为荣耀上帝而开创大学，并建立了世界上大多数的顶尖学府，而如今学习反被视作对信仰的威胁；基督徒开创了科学，而如今科学竟被当作基督教的对立面。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不乏基督徒的手笔，但一旦故事过于精彩、过于迷人、过于奇幻，我们便断定作者不可能信奉这种所谓扼杀故事的信仰。

这一切，又会对当今的学子产生怎样的影响？

崛起的“无宗教信仰者”一代

2016年针对美国大学新生所做的最大规模调查显示，30.9%的受访者声称无宗教信仰——较2006年急剧上升了10个百分点。该群体包含选择“无”（16%）、自认为不可知论者（8.5%）及自称无神论者（6.4%）三类学生。虽然非宗教人口增长迅速，但这并非意味着可以将大学阵地拱手让与世俗主义：全美仍有69%的大学生认同宗教信仰，其中60.2%自认为是基督徒。诚然，调查问卷的勾选不足以证明信仰的活跃；但当浸信会信徒数量仍超过无神论者时，我们需警惕对世俗化的过度渲染。宗教认同的下降也并非多元化的副产品：美国无神论者中白人男性比例偏高，而女性和有色人种学生则更倾向保有宗教信仰。事实上，在传统的黑人大学中，85.2%学生自认为是基督徒，仅11.2%的人选择不可知论、无神论或无信仰。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美国高校无宗教信仰学生比例正在快速增长，且增速惊人。这是否意味着当代学生已然觉醒，意识到我们不再需要宗教了？

从实证层面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宗教：一剂灵丹妙药

2016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泰勒·范德韦勒（TylerVanderWeele）与记者约翰·西尼夫（JohnSiniff）在《今日美国》（USAToday）发表题为“宗教或许是一剂灵丹妙药”的评论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假如存在一种灵丹妙药，可以在不增加个人成本的情况下改善数百万美国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将赋予其何等价值？”作者随后概述了定期参与宗教活动（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就是去教堂）对身心健康的益处，甚至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跨度中，可以降低20%到30%的死亡率。研究显示，定期参加礼拜者通常更乐观、抑郁率更低、自杀风险更小、人生目标更明确、离婚概率更低，且自控能力更强。

当然，我们只需翻开报纸便知，宗教信仰亦能造成伤害。但断言“宗教有害”，无异于说“毒品有害”，却不区分是可卡因还是救命药。总体而言，参与宗教活动看起来对健康幸福是有益的。若逆向解读这些数据，美国的世俗化趋势实际上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

那么究竟是何种特质，使得参与宗教活动具有如此强大的效力？

人际关系的力量

部分答案在于人际关系。宗教滋养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举足轻重。历时七十五年的“哈佛成人发展研究”项目主任这样总结他们的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纵观整个研究，受访者普遍认为幸福取决于名声、财富与高成就；但现实中，最幸福、最健康的人将家庭、朋友和社群关系置于首位。或许我们根本无需一项长达七十五年的研究也能确信，孤独足以致命。这个推崇“一人份”的社会教导我们将选择置于承诺之上。我们害怕被束缚，因为担心错过，却因此在挣扎中错过了最宝贵的东西。但社群的力量能否完全解释宗教的影响力？每周去一次本地高尔夫俱乐部，与一群固定的人培养共同爱好，能否产生类似的效果？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社群支持这一单项对宗教参与积极效应的贡献率似乎还不足30%。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呢？

七大圣经原则的益处

我将探讨七条反直觉的圣经诫命以及它们与现代心理学发现之间的关联。这并非一份详尽的清单，我也无意宣称这些原则为基督教所独家拥有，或者将对健康幸福的积极影响作为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但既然本章题为“没有宗教，我们不是活得更好吗？”，那么考察一下这个世界最大宗教的一些原则如何影响我们繁荣发展的能力，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施比受更为有福

在我们这个崇尚索取的文化中，圣经命令基督徒服侍他人、给予他人显得格格不入。“施比受更为有福”（徒20:35）与我们以个人为中心、追求成功的思维模式背道而驰。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给予的举动确实于我们有益：志愿服务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主动关怀他人往往比被人关怀给人带来更为显著的益处；职场中帮助他人可以提升职业满意度；经济上的慷慨则会带来心理回报。

许多非宗教人士积极投身服务与奉献，而不少基督徒却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正如无神论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Haidt）所观察到的：

“长期的调查显示，美国宗教信徒比世俗人群更快乐、更健康、更长寿，对慈善事业与他人都更慷慨……宗教信徒向世俗慈善机构及邻居的捐款超过世俗人群，他们投入的时间更多，献血也更踊跃。”

没有哪个基督徒能活出耶稣那种极致的样式——他为拯救仇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太多的教会助长了自我中心式的基督教，而忽视了新约伦理。但基督徒在生活中对基督哪怕有微弱的回应，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似乎都能获得回馈。

贪爱钱财，终致失望

对我们这些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圣经对财富的批判着实令人难以接受。耶稣曾教导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太19:23-24；可10:25；路18:24-25）。使徒保罗则称“贪财是万恶之根”（提前6:10）。但至少在美国，拜金主义依然盛行。2016年《美国新生》（TheAmericanFreshman）所做的调查显示，82.3%的新生将“实现经济富裕”列为“至关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人生目标。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近10%，并已超过“组建家庭”而成为了首要的人生追求。走出校园后，许多人活得好像金钱能买来幸福一样，为了事业牺牲了亲情与友情。然而，然而，正如海特所言:“财富本身对幸福的直接效应很小，因为它会加速享乐的适应效应。”

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少量金钱就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圣经不断命令那有余的要分给穷乏的，正印证了这一事实。尽管相关研究文献错综复杂，但有证据表明，在基本安全得到保障后，财富的增长与幸福感的提升仅存在着微弱的关联。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在《2018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HappinessReport2018)中也指出:美国“自1972年以来，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但幸福感(或称主观幸福感)却大致持平，甚至有所下降”。圣经对贪恋钱财的警告，其真理性远超我们过往的认知:若将人生投资于金钱而非人际关系，终将收获失望。

当工作成为呼召

圣经虽严厉谴责贪爱钱财，却从未呼召我们过闲懒的生活。它用故事向我们表明:人受造本为与上帝、与人建立联结，并将生命倾注在有意义的工作上。公元一世纪时，很少有人能像我们这样拥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若你的父亲是木匠，你本人最好也爱好木工!但不论处境与地位如何，人人都可以选择以何种态度去工作。使徒保罗曾勉励基督徒奴隶(他们在早期教会中占很大的比例)，即便是他们的劳作亦可成为呼召，当“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西3:23-24)。因此，基督徒蒙召将工作视为敬拜的一部分——无论是设计广厦，还是清扫地板。

事实再次证明，这是忠告良言。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有意义的工作方能健康成长。若工作仅为赚钱，我们终将感到乏味;但若全心投入，视工作为一种与我们的价值观共鸣、能够联结他人、契合广阔愿景的呼召，我们便会收获喜乐。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Duckworth)用一则寓言精妙地阐释了这一点:“有人问三个砌砖工人:‘你在做什么?’第一个说:‘我在砌砖。’第二个说:‘我在盖教堂。’第三个说:‘我正在为上帝建造圣殿。’第一个砌砖工人拥有的是一份工作，第二个砌砖工人拥有的是一份职业，第三个砌砖工人拥有的是一份呼召。”

我们可以将这个道理应用于最不起眼的工作。一项研究观察了医院里清洁工倒便盆和清理呕吐物时的态度。那些视自己为医护团队一员，精益求精地完成清理污物工作的护工，将他们的工作看成一种呼召，远比仅为工资而工作的护工更享受这份工作。因此，无论是施行开颅手术，还是清理呕吐物，只要我们全心投入，将工作与更高的使命相连，便能收获深层次的满足。

我们确能在任何景况中喜乐

这种对工作的看法引出了圣经中又一个更反直觉的教导。使徒保罗在历经多次身心创伤后在狱中写道:“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2-13)这听起来像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现代心理学表明，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心理调适能力。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Gilbert)称之为“心理免疫系统”。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他引用了十七世纪博学家托马斯·布朗(ThomasBrowne)的话:“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内心拥有将贫穷转化为富足、将逆境转化为顺境的能力。我比阿喀琉斯更无懈可击，命运找不到任何可以伤害我的地方。”

吉尔伯特问道:“这个人头脑中究竟有着何种非凡的内在机制?事实证明，这套非凡的机制我们人人皆有。”吉尔伯特(自称是无神论者)并没有指出，布朗正是靠着基督教信仰来抵御苦难的。事实上，吉尔伯特所引用的布朗著作《医生的宗教》(ReligioMedici)，正是一部围绕着信望爱三大基督教美德而展开的神学回忆录。

吉尔伯特还列举了其他在逆境中寻得喜乐的案例，包括非裔美国人莫里斯·比克汉姆(MoreeseBickham)的故事。比克汉姆在证据备受质疑的情况下被判谋杀两名白人警察罪名成立，身陷囹圄三十七载。他在获释时说:“我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遗憾，那是一段辉煌的经历。”这次吉尔伯特仍没有提到，正是基督教信仰支撑着比克汉姆，他也没有提到比克汉姆甚至为入狱前遭受枪伤而感谢上帝。比克汉姆回忆道:“我从未与上帝建立过个人关系，直到我被子弹射中心脏上方、濒临死亡之际。”

这种创造幸福的能力并非追随基督的人所独有。佛教非常注重帮助人们在逆境中保持内心的平和;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修行同样扎根于内在的安稳。然而，吉尔伯特所提出的心理免疫系统，与圣经有关“知足”的呼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吻合。

感恩于我们大有裨益

在任何景况中都能知足的可能性，还与另一条反直觉的圣经伦理相关。保罗告诫基督徒“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帖前5:16)。这听起来似乎不切实际，甚至有些冷漠。但保罗的这些话并非安坐在软椅上的空谈，而是源于他饱受苦难的深刻经历:屡遭鞭打、经历船难、被同胞弃绝、疾病缠身，并时常面对死亡的威胁。今天的心理学家也已发现，每日有意识地操练感恩确实对人体大有裨益。实验数据对比显示，与记录烦心事或平淡生活的人相比，每周坚持写感恩日记的人运动量更大，自觉身体不适的症状更少，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并对未来一周抱有更为乐观的期待。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埃蒙斯(RobertEmmons)将感恩称为“幸福研究中被遗忘的要素”。

感恩之心深植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徒不仅相信上帝创造了我们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更坚信他藉着耶稣代我们受死牺牲，将救恩作为礼物白白地赐予我们。因此，对基督徒而言，感恩绝不仅仅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策略，更是面对那位赐予生命、拯救生命的上帝所生发出的一种深刻特质。

节制与坚韧使人兴盛

当代文化多崇尚即时满足，但基督徒蒙召活出的生命特质却是恒久的忍耐与有代价的节制。例如，使徒彼得曾劝勉信徒:“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后1:5-7)耶稣将基督徒的人生称为“窄路”(太7:14)，圣经中也有多处经文将它描绘成一场需要忍耐与热忱去奔跑的比赛，例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道:“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来12:1-2)

圣经再次精准地揭示了人的处境。虽然节制与坚忍并不耀眼，却是预测人生能否在各层面兴盛的关键指标。实际上，心理学家安杰拉·达克沃思指出，坚韧这一品质(即对长期目标的热情与坚持)比社交智慧、外貌、健康甚至智商更能预测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

饶恕是基石

耶稣的一位门徒曾提议设定饶恕的上限——“到七次可以吗?”耶稣回答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太18:21-22)他又教导门徒这样祷告: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路11:4)

甚至在他被钉十字架时，耶稣还为行刑的兵丁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耶稣将人饶恕的根基建立在上帝的全然赦免之上，强调蒙饶恕者必须饶恕他人。事实证明，这同样是为我们的益处着想。研究表明，饶恕——尤其是不取决于冒犯者行为的单方面饶恕——能给身心健康带来多重积极影响。

新约中的饶恕伦理常与“不可报复”的诫命相辅相成。但这并不是最终放弃了正义，而是承认终极审判权在于上帝。基督徒受命保护软弱无助者，但不可寻求报复或为自己伸冤。相反，他们必须饶恕，如同上帝饶恕了他们。

这些反直觉的圣经智慧线索，如何编织成生命的锦绣呢?

你更愿意成为鲍勃还是玛丽?

2006年，就在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上帝的错觉》的同一年，无神论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出版了《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一书。书中最发人深省的片段之一，是海特勾勒出的两种人生画像。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鲍勃:“鲍勃，35岁，男性，单身，白人，外貌出众，体格健美。他年收入十万美元，居住在阳光灿烂的南加州，学识渊博，业余时间主要用来读书和逛博物馆。”

然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玛丽:

玛丽与丈夫居住在大雪纷飞的纽约州布法罗市，夫妻俩年收入合计四万美元。玛丽，65岁，黑人，体型肥胖，相貌平平。她善于社交，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参加教会的相关活动。她因肾脏问题正在接受透析治疗。

玛丽的健康状况堪忧、生活较为贫困，并且无疑在一生中经历过诸多歧视。但海特的判断却截然相反:“鲍勃似乎一无所缺，本书读者中也鲜少有人会选择玛丽的人生。但若必须下注，你应该押注玛丽比鲍勃更幸福。”海特的判断基于多重因素，其中首要的原因是玛丽拥有稳定的婚姻与宗教信仰优势，并且这两者间具有强关联。虽然仅仅自称是基督徒并不会降低离婚的机率，但定期参加教会活动对婚姻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经常参加教会活动以及随之带来的一系列心理益处，使得玛丽能够超越那位条件更优越的对照者。

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宗教信徒拥有更大的幸福优势，那么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曾借用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的调侃轻描淡写地回应道:“信徒比怀疑论者更快乐，这个事实与醉汉比清醒者更快乐一样不值一提。”但这种解释未免过于轻率。醉汉不会比清醒者更加有自制力，更乐于关怀他人、更全心投入工作、更可能健康长寿，或者更不容易离婚。而将参与宗教活动比作改善身心健康的灵丹妙药，显然更为贴切。

我们需要某种超越我们的存在

海特这样总结我们的基本心理需求:“正如植物生长需要阳光、水分和肥沃的土壤一样，人类也需要爱、工作，以及与某种更超越性的存在相连结。”这种“更超越的存在”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但与上帝建立连结是其中最本能的体现。这种连结关系难以被复制。我们可以投身于某种政治理念，或致力于追求种族正义、反对侵犯人权等道德事业。这些本身都是美好的追求，也确实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意义。但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深入探讨的那样，当我们审视许多深层道德信念的历史与哲学根基时，会发现自己又一次与基督教思想不期而遇。

那又如何?

在本章开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没有宗教，我们不是活得更好吗?我那些剑桥的同学们对此深信不疑。尽管我们无法对所有相关数据逐一进行探讨，但已有确凿证据表明，宗教参与确实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带来了诸多益处，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了高度的契合。

这种契合能否证明基督教的真实性呢?当然不能!相反，它理应在我们心中激起无数的疑问，而这些疑问正是后续章节所要探讨的焦点。不过，宗教参与对身心健康产生的积极影响应当让我们在接受“宗教会毒害一切”这一论断之前先驻足三思。哈佛大学教授、宗教参与身心健康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泰勒·范德韦勒指出，基督教为理解现实的不同维度提供了最佳框架。他认为:“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在某个阶段批判性地审视基督教信仰宣言，并能阐明自己信或不信的理由。”

无论我们当下持何种信仰，都不得不直面基督教。它是全球最为普及的信仰体系，拥有最为深远的思想影响力，更蕴藏着大量关于人类如何蓬勃发展的反直觉智慧。那么，就让我们由此启程吧。

@福音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