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宗教难道没有引发过暴力冲突吗?

1930年，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曾提出这样的观点:

宗教阻止我们消除战争的根本原因;宗教阻止我们讲授科学合作的道德规范来代替有关罪与罚的陈腐凶残的教义。人类或许正站在黄金时代的门槛上;但若真如此，那么首先必须杀死那条守门的恶龙，而这条恶龙就是宗教。

纵览人类历史长卷，我们不得不承认罗素的观点有其道理。所有主要宗教的信徒都曾犯下过令人发指的暴行，且常以神明的旨意为其暴行正名。或许宗教本身就是症结所在。也许斩杀了这条恶龙，人类自会放下屠刀。

本章将直面那些因宗教原因引发的著名与被遗忘的暴力事件，同时也将考察宗教之外广泛存在的暴力现象，并提出一种超越信仰界限、贯穿各类人群的暴力根源。最后，本章还将讨论基督信仰核心存在的暴力叙事。

但首先，让我们来审视宗教这条恶龙。

“因为十字军东征，我无法成为基督徒”

昨晚，我与一位很有思想的无家可归者谈论信仰。这场谈话发生在我们教会每周为生活困顿者提供餐食之后。谈话间，他提及了十字军东征，这是他一度拒绝考虑基督教的理由。这番论调我也曾多次从拥有博士学位的友人口中听闻。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基督教历史上这个著名的污点呢?

耶稣的话语中，处处流露着对暴力的否定。他教导门徒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当门徒在他被捕时想要拔刀相助，耶稣斥责了他们，并医治了伤者(路22:50-51)。“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这条颠覆常理的诫命彻底扭转了源于人性，并塑造了人类历史多数伦理体系的内在逻辑:道德仅适用于自己人，外人则可被理所当然地消灭。当罗马兵丁将耶稣钉上十字架时，他祈求上帝饶恕他们(路23:34)。他的第一批门徒在暴力面前延续了这条爱的道路，许多人因传扬耶稣是主而殉道。但这一切如何与两千年的基督教历史自洽?难道耶稣的教诲不过是给恶龙套上的口笼，竟能如此轻易地被挣脱掉?

十字军东征这段历史常被描绘成西方宗教对和平的东方穆斯林发起的无端暴力征服，如今已成为人们提及基督教暴力行径与穆斯林-基督教冲突范式时最先援引的例证。虽然十字军东征距今已近千年，但“9·11”事件之后，双方都借用了“十字军东征”的修辞来界定这场冲突。乔治·布什(GeorgeW.Bush)警告称:“这是十字军东征，这场反恐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而奥萨马·本·拉登(OsamaBinLaden)则写道:“我们希望这些弟兄成为这个时代伊斯兰斗争中的首批烈士。这是伊斯兰对抗新犹太-基督教十字远征军的战役，由十字军首领布什在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那么，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与今天的宗教冲突究竟有何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几个普遍的误解。历史学家托马斯·马登(ThomasMadden)称十字军东征是“西方历史上最遭曲解的事件之一”，并指出，近年来，通俗历史著作仍在重复“早已被史学界破除的迷思”。这些迷思的核心，正是前文所述“西方基督徒无端向爱好和平的东方穆斯林强加信仰”的叙事。然而真相几乎截然相反。用历史学家罗伯特·路易斯·威尔肯(RobertLouisWilken)的话说，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的反击战，旨在收复那些在伊斯兰势力踏足之前就已基督教化数百年的领土。”

基督教运动从一开始便强调非暴力，但穆罕默德本人却率领了最早的一批穆斯林军队。马登这样描述从伊斯兰教创立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

穆罕默德逝世后不久，伊斯兰战士便以磅礴之势攻打基督徒。他们大获全胜: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这些昔日的基督教核心区迅速陷落。至8世纪，穆斯林军队已征服基督教的整个北非与西班牙地区。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又征服了小亚细亚(今土耳其)，该地区自圣保罗时代起便为基督教之地。

耶路撒冷首次被穆斯林军队攻占是在公元637年，即穆罕默德去世五年后。但他们的领袖哈里发·奥马尔(CaliphOmar)仍允许基督徒朝圣，只需缴纳一定费用即可。然而，到了1076年，土耳其穆斯林重新夺取耶路撒冷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朝圣者遭到了袭击，主教被绑架，圣地被亵渎。来自东方基督徒的求援呼声促使教宗乌尔班二世(PopeUrbanII)于1095年在法国召开了欧洲领袖会议。经过八天的商议，西方基督徒决定采取行动，于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正式展开，其目标是收复耶路撒冷。

第一次东征的确达成了目标——耶路撒冷被攻陷。但就许多其他方面而言，它也是一场灾难。远征军尚未抵达圣城之前便已伤亡惨重。残余部队最终抵达时，早已筋疲力尽、饥饿难耐。耶路撒冷城内物资充足，因此围城对守军的损害反而小于攻城者。但一旦城池陷落，随之而来的残暴程度便远超中世纪战争的常态: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到了屠杀。

虽然我们必须将收复耶路撒冷的渴望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毕竟在此之前，东方的基督徒已经承受了数百年穆斯林军队的征服与压迫，但这场对于妇孺的无谓屠杀，仍标志着基督教伦理的惨痛失败。有人试图将耶路撒冷的陷落与旧约中约书亚攻陷耶利哥相提并论(当时只有妓女喇合和她的家人因帮助约书亚的探子而得以幸免)。尽管在旧约中，上帝的子民有时得蒙指示去对别国施行上帝的审判(反之亦然)，但新约却彻底转变了这种范式。耶稣一贯倡导非暴力;在十字架上，他亲自承受了上帝对万国的审判。或许我们能从基督教信仰中为此次出兵保护弱者找到伦理依据:保卫遭受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无论是十一世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还是二十世纪德国的犹太人，显然都属于这个范畴。然而，新约一再告诫人们不可诉诸暴力，因此，对无辜平民的滥杀，从任何公认的基督教立场来看都是不正当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十字军在沿途针对犹太人的暴行。正如历史学家马登所指出的，那些事件是“直接违反教会法的孤立案例，并且同时遭到了教会与世俗领袖的谴责”。然而，这些反犹的暴力事件仍体现出了一种对杀戮的欲望。更令人震惊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竟洗劫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部分原因是为了报复此前希腊正教徒对拉丁基督徒的屠杀，但它也暴露出了基督教历史上一个悲剧的现实——尽管圣经中一再强调跨越差异的主内情谊，尽管耶稣甚至命令门徒要去爱仇敌，尽管耶稣本人拒绝暴力，而早期基督徒甘愿殉道，但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基督徒却仍深陷彼此攻伐的泥潭。

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甚至近代仍有回响——从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冲突，到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在这个基督徒比例最高的非洲国家，数十万图西族人被占多数的胡图族政府屠杀)。

毫无疑问，暴力冲突一直伴随着历代基督徒。有些或许在基督教伦理框架下有其正当性(例如为保护弱者)，但更多暴力冲突与耶稣的教导根本相悖。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在评判十字军等暴力事件(无论其多么复杂)时，所遵循的标准仍源自基督教。它打破了部族伦理中的“敌我”界限，坚持即使仇敌亦有人性尊严与价值。

但尽管如此，我们能不能转向一种比基督教更为和平的宗教呢?对于我那些不再信奉一神论、却仍想保有某种精神信仰的朋友而言，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那么佛教呢?

我们许多人都将佛教视为世界宗教版图中的异类。如果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总让人联想到圣战与十字军东征，那么佛教则令人想起宁静的禅修。此处似乎不见恶龙的踪影。但倘若我们为伊斯兰国的暴行所震惊，那么我们也必同样为发生在缅甸境内(佛教徒占多数)，针对罗兴亚穆斯林所实施的种族暴力事件而感到震骇。

当士兵闯入哈西娜(Hasina)的村庄时，他们用枪指着她和其他妇女，在她们面前处决了村里所有的男性。随后将妇女和女孩五人一组驱入茅屋。“我试图用头巾遮住孩子，但他们看见了她的腿，”哈西娜回忆道，“他们抓住我孩子的腿，将她扔进了火堆里。”士兵在殴打并强奸了妇女们后，锁紧屋门纵火焚烧。据无国界医生组织估算，类似暴行导致逾九千名罗兴亚人丧生，其中包括上千名儿童。这场种族灭绝暴行在我执笔时仍在继续。

《纽约时报》2018年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我们为何对佛教徒施暴如此惊讶?》提醒我们:“佛教社会中的暴力事件在历史上从不鲜见”。文章列举了1983至2009年由“特定佛教民族主义”催生的斯里兰卡内战、现代泰国的暴力事件、达赖喇嘛所属教派的内部冲突，以及“日益增多的学术研究揭示了佛教机构在二战时期日本民族主义中的军事共谋”。关键点并非在于佛教特别容易引发暴力，毕竟数百万的佛教徒都过着和平的生活，但若视佛教为无血光的宗教，便是自欺欺人，也会因此漠视佛教徒施暴的现实，尤其是针对穆斯林的迫害。这头正念的恶龙同样会喷吐烈焰。

2016年，马丁·斯科塞斯(MartinScorsese)执导的电影《沉默》(Silence)再次让这头恶龙出人意外地现形。我们往往将东方的宗教浪漫化，但《沉默》却揭示了十七世纪日本神道教-佛教政权对基督徒(包括欧洲宣教士与日本信徒)的残酷迫害。数以万计的基督徒被处以惨绝人寰的死刑，以至于殉道者的记录都难以尽述。如此规模与残忍程度的暴力，理应烙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但我们却遗忘了。确实，世人对十七世纪日本基督徒遭到大屠杀的集体失忆，与对五百年前十字军东征的鲜活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迫害基督徒的历史，是我们刻板印象中难以容纳的“异类”事实。

本书纵使用尽所有篇章来挖掘宗教信徒实施的暴力史实，亦难窥其全貌。诚然，不同的恶龙喷火的强度不一:以伊斯兰教之名实施的暴力，无论是在过去的一千四百年里，还是当今世界，都更为显而易见。但如果回顾整个人类的暴力史，没有任何一种主要宗教不是双手沾满鲜血。犹太人作为长期被迫害的流亡群体，虽然曾饱受多数民族的压迫与暴力，但当今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让我们在宣布犹太历史没有暴力之前也不得不三思而行。那么，罗素果真是对的吗?我们能否断言，斩杀宗教这头恶龙后，必将迎来和平的黄金时代?

政治理想与历史现实

耶稣为贫苦与受压迫者奋臂疾呼的声音已回荡千年。他称自己来到世上是为了“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4:18)，早期基督徒对此非常重视:他们凡物公用，变卖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分配财物(徒4:32-35)。至四世纪，基督徒开创了医院，建立了福利体系，悉心照料困顿之人。四世纪的神学家金口约翰(JohnChrysostom)更是依据圣经主张:吝于施舍就是掠夺穷人。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在不断地扩大。

然而当卡尔·马克思(KarlMarx)审视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时，目睹了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与圣经应许的云泥之别，遂得出结论:基督教非但未能解救贫民，反而成了麻醉他们的毒品。他写道，”宗教是受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是无灵境况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幸福的宗教，是对他们实现真正幸福的要求。”因此，消灭宗教就是向着正义迈出一步。

但马克思的理想在血腥暴政的噩梦映照下显得破烂不堪。仅苏联就有六千一百万人丧生，再加上其他类似国家实施的恐怖屠戮与人权暴行，使政治学家R.J.拉梅尔(R.J.Rummel)得出结论:

在所有世俗与非世俗的信仰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为血腥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血腥的恐怖主义、致命的大清洗、死亡集中营、虐杀式劳动改造、强制流放致死、人为制造的饥荒、法外处决、欺诈性公审，以及公然的大规模屠杀与种族灭绝。

拉梅尔形容暴政下的死亡数字“几乎难以消化”，并将其归因于理想主义政治的实践。在得出宗教是万恶之根前，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种明确反宗教的意识形态，也曾驱使数百万人犯下残暴的罪行。与法西斯主义不同，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基于明显有害的信条，而是源自对普世正义的渴求。历史警示世人:斩杀宗教这条恶龙，有时反而可能会释放出更可怕的野兽。

希特勒的宗教信仰

任何关于宗教与暴力的讨论，若绕开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都是不完整的。这场种族灭绝源自一个基督教徒占多数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国家，而基督徒在其中的共谋与缄默，将成为我们永远的耻辱。因此，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场大屠杀究竟源自何种意识形态的恶龙?如果说共产主义的罪恶是无神论的污点，那么纳粹的罪恶又是否是基督教的污点呢?

希特勒对宗教的力量有着恶魔般的敏锐。他在早期的演讲中屡屡假借上帝之名，宣称要保卫德国免受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侵袭，并在《我的奋斗》(MeinKampf)中宣称:“我相信，今天我的行为符合全能造物主的旨意。”1933年掌权后不久，他便促成梵蒂冈与德意志帝国签订政教协定，表面上维护教会的自由与权益。如果说马克思将消灭宗教视为通往正义之路的铺路石，那么希特勒则是要将宗教力量锻造成实现其野心的工具。然而，尽管基督徒未能阻止希特勒的毁灭性崛起，但他所驾驭的却绝非基督教。事实上，据希特勒青年运动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vonSchirach)透露:“摧毁基督教被明确认定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之一”。

纳粹并未彻底否定基督教，而是推行所谓的“积极基督教”，通过篡改圣经来服务其政治目的。他们首先重新“包装”了耶稣，让他成为雅利安人。尽管新约明确强调耶稣的犹太人身份，但希特勒却宣称:“我无法想象基督是别的模样，他必然是金发碧眼，而魔鬼只可能长着犹太人的丑恶嘴脸。”纳粹时期的圣经不仅删除了旧约，更是系统性地篡改了福音书:抹去了耶稣的犹太血脉，淡化他对以色列人的优先使命，并否定他应验希伯来圣经的预言。这种删改简直荒谬至极，因为新约从根本上是一部犹太文本，试图将耶稣从旧约中剥离，就如同将莎士比亚从英语里剥离一样。事实上，早期基督徒曾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正是:如果不先成为犹太人，是否还能成为基督徒?答案显然是“能”，但这个答案来自使徒保罗——那位自称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腓3:5)。

除了反犹的删改之外，纳粹更以多种手段篡改新约文本以契合其意识形态。例如，他们删去了“登山宝训”中深切怜悯软弱者的教导，把耶稣的讲道改成了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宣言。更令人震惊的是，纳粹最终用希特勒本人取代了耶稣。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在谈到希特勒的时候宣称:“我们正在见证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一位天才正在创造新世界!”纳粹版十诫明文规定:“尊荣你的元首与主宰”。希特勒青年团要诵读的模仿主祷文的颂词，是献给他们元首的:

阿道夫·希特勒，我们伟大的元首。

愿你的名使敌人颤抖，

愿你的第三帝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我们每日听闻你的声音，顺从你的引导，因我们将一生跟随你，乃至献上我们的生命。

我们赞美你!向希特勒致敬!

青年团成员甚至被要求敬拜希特勒:“元首啊，你的名字是我们青年的幸福;元首啊，你的名字赐给我们永生。”至此，纳粹德国事实上建立了一种新宗教:有新的弥赛亚，和一套与基督信仰背道而驰的神学体系。

可悲的是，无数的德国牧师，无论是出于信念还是被迫屈从，竟接受了这种谎言，更有甚者主动参与传播这种扭曲的信仰。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使希特勒重建民族自豪感的承诺因此变得极具诱惑力。此外，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基督教一直存在着丑恶的反犹主义思潮，当年马丁·路德因宗教改革未能如他所愿，使犹太人大规模归信基督教而极度失望，则更加剧了这种偏见。这使得某些德国基督徒面对针对犹太人日益加剧的迫害变得麻木不仁。某些基督教领袖公然宣称:“永恒的上帝为我们民族制定了独一无二的律法，这律法在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具象化，并在他所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得以实现。”不妥协的代价是惨重的。那些拒绝随从政权的教会，遭到了盖世太保带领的纳粹暴徒的冲击。这一切都标志着纳粹的行径早已背离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1937年，也就是二战爆发的前两年，教皇发表了一封致德国天主教徒的通谕，指责希特勒正在对教会发动一场“灭绝之战”。他写道:“诸位可敬的弟兄，当警惕那日益严峻的亵渎行为——在言语和文字中将上帝的圣名当作无意义的标签，随意贴附于人类臆造的事物上。”他揭露了基督教信仰与民族主义的根本冲突:“唯有浅薄之辈才会陷入‘民族之神’、‘民族宗教’的迷思，企图将宇宙创造主禁锢于单一的民族疆域或单一的种族界限之内。”他强烈反对纳粹删除旧约的行径，强调旧约“完全是上帝的圣言”，并宣告“唯有无知与傲慢才会令人对旧约蕴藏的珍宝视而不见”。他更痛斥了篡改福音书之举:“基督福音所达到的启示巅峰具有终极性与永恒性，不容人为修饰，不容某些领袖假借所谓种族血统神话妄加替代。”对于希特勒的弥赛亚式个人崇拜，教皇予以严厉谴责:

若有人亵渎神圣，漠视上帝与受造物、上帝之子与世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妄图将凡夫俗子——纵是旷世伟人——与基督并列、凌驾于其上，或与之对抗，此人只配称为虚妄的先知。

关于教皇在希特勒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已经有很多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但这封通谕所传达的信息却毫不含糊:纳粹已将基督教扭曲得面目全非。

同年，数千名新教徒公开抗议纳粹行径，七百名牧师遭到逮捕，多人被处决或送入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领袖是牧师兼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Bonhoeffer)。他是最早一批洞察到纳粹反犹立场邪恶本质的人。他呼吁基督徒像耶稣比喻中的好撒玛利亚人那样，将犹太人视为“被强盗所伤的邻舍”，即基督吩咐我们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救助的人。并且这代价极为沉重。1939年，朋霍费尔写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是吩咐他来赴死。”1945年，他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Flossenbürg)遭到处决，距盟军解放该营仅数日之遥。

在许多为反抗希特勒而牺牲的基督徒中，还有两位学生——汉斯·肖尔与苏菲·肖尔(HansandSophieScholl)兄妹。他们发起了一场名为“白玫瑰”的抵抗运动，印发传单谴责大规模驱逐屠杀犹太人的行径，称其为“最骇人听闻的践踏人类尊严的罪行，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行”;他们更毫不畏惧地疾呼:“希特勒口中吐出的每个字都是谎言。”苏菲曾说:“我们以语言为武器。”这对兄妹最终为抗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3年2月18日，苏菲站在俯瞰大学中庭的楼梯顶端，将一叠传单抛向空中，看着纸片沿着楼梯向下飘散。一名校工目睹此举后向盖世太保告发。兄妹二人相继被捕、审讯，最终被斩首。

鲜有基督徒能展现出这般勇气。太多的人如同寓言中的青蛙一般，在纳粹宣传的温水中麻木沉沦。然而纳粹所鼓吹的“积极基督教”与所有符合圣经教导的信仰形成的尖锐对立，仍令许多人不惜代价奋起反抗。正如朋霍费尔在被押赴刑场时对友人所言:“这虽是终点，于我而言却是生命的起点。”

希特勒的科学

就在罗素宣称“宗教阻止我们讲授科学合作的道德规范，以代替有关罪与罚的陈腐凶残教义”三年后，希特勒掌握了政权。然而，如果说希特勒在宗教上培植了一套全新的信仰体系以支撑其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他同样也试图为这套理论寻找科学根据。在《我的奋斗》中他论述道:

如果自然不愿弱者与强者结合，那它就更不愿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融合。否则它数十万年推动生命向更高阶段进化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在希特勒眼中，雅利安种族天生优越，维持种族血统纯净是顺应进化法则的伦理要求:

强者必须统治，而非与弱者通婚，否则就等于牺牲了自身更高贵的本性。唯有天生弱者才会认为这一原则残酷，其反应恰恰暴露了本性的软弱与见识的短浅。倘若没有这样的法则主宰进化过程，那么有机生命向更高级的形式发展便根本不可想象。

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中探讨的，进化论曾被称为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加尔文主义等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共同的科学基石。希特勒对进化论的理解既源自于达尔文，更是达尔文主义主张者的产物。然而，这种逻辑的可怕之处显而易见:若进化取决于适者生存，也许某个种族便可自诩更为优越而淘汰其他种族。事实上，如果再次回顾史蒂文·平克的观察，在当今许多关于进化论遗留给我们的伦理学的解读中，美德就等于“通过牺牲自身利益使本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获益”，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便是“终极的美德意识形态”。

希特勒的哲学家

在思想层面，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是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尼采洞察到，虽然启蒙理性主义的一支早已在事实上宣告了“上帝已死”，但欧洲社会依旧在透支基督教伦理的遗产。他在《偶像的黄昏》(TwilightoftheIdols)中写道:“当一个人放弃基督教信仰时，便也从脚下抽去了基督教道德的根基。这种道德观绝非不言自明……一旦打破基督教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上帝的信仰，整个体系便会随之崩塌，手中再无任何不可或缺的东西可握。”尼采认识到，后来被希特勒所鼓吹的意识形态，无论其起源还是价值体系，都与基督教根本对立。

基督教植根于犹太土壤，唯有在这片土地上才能理解其发展，它是对一切优生、种族、特权道德的反动，是反雅利安宗教的极致表现。基督教是对所有雅利安价值的重估……是向贫穷与卑微之人传播的福音，是所有被压迫者、卑贱者、失败者等弱势群体对“种族”的全面反抗。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SpokeZarathustra)中，尼采设想了一位“超人”，他将超越善恶，挣脱这种“奴隶道德”。查拉图斯特拉将人与超人的关系，类比于人与猿的进化关系。希特勒将此理念投射到雅利安日耳曼民族身上，摒弃了基督教所倡导的软弱道德。

反思纳粹主义

希特勒的哲学建立在拙劣的科学基础之上，并且逾越了科学的边界。所谓种族存在进化等级的观念在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但希特勒所信奉的种族等级论在当时却得到了德国国内乃至其他国家许多科学家的支持。当有人宣称可以

用科学取代宗教，从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时，必须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科学从来就不是为提供道德指引而设计的——它能帮我们制造化学武器，也能为我们研发化疗药物，却无法告诉我们何时以及是否应该使用它们。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科学无法为“人生而平等”这一信念奠定基础。

若将纳粹主义归入宗教恶龙的行列(无论是哪个品种)，那么当代科学同样难辞其咎。希特勒利用了这两者。此外，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哲学基础，我们便无法继续坚持那些所谓不证自明的道德真理——诸如人类平等、反对暴力和种族主义之类的信条:“当人们放弃基督信仰时，也就同时抽走了基督教道德赖以立足的根基。”

民主制度何去何从?

如果我们一直在问错误的问题呢?或许宗教与暴力问题本就关联甚微，答案仅在于建立自由民主制。希特勒本人就是在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上台的，可见民主并非防范种族灭绝式独裁者的万全之策。但事实证明，自由民主制与诸多积极要素密切相关。正如平克所言:“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快，战争与种族灭绝更少，公民健康水平和教育程度更高，且几乎从未出现过饥荒。”

民主制度最初萌芽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但雅典的民主并非建立在普世自由平等的理念之上。选举投票权仅限于成年男性公民，而且“它建立在一批同语言、同信仰、愿为城邦作战的同质化男性户主群体的基础之上”。哲学家对民主持怀疑态度:柏拉图反对民主，认为将权力分享给天赋精英之外的人群实属愚昧;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仅当君主是暴君而非明君时，民主制才比君主制更优越。此后，民主制度在跌宕起伏中发展，历经多次“虚假的春天”。然而对当今的西方世界而言，民主仿佛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善政，如同科学与互联网般与现代社会水乳交融。然而这种观点存在双重隐患:

首先，我们忽略了基督教与民主制度发展传播的深刻关联。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基督徒一方面助力培育了平等的民主理想，另一方面也延续了国家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压迫思想。我们不应将复杂的历史浪漫化，然而，圣经倡导的“无论地位如何，人人平等”的伦理观，坚持“领袖乃仆人”的主张，以及对人性本质的清醒认知，使那些深受基督教文化浸润的国家更容易接纳代表民主的权力分配。美国被称为“多元而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是明证。

基督教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在西方之外的世界同样清晰可见。政治学家罗伯特·伍德伯里(RobertWoodberry)的研究表明，新教宣教士的历史分布“就解释了亚非拉及大洋洲地区民主化程度差异大约一半的原因，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当前统计学研究中的多数变量”。这些宣教士成为“推动宗教自由、大众教育、印刷革命、新闻事业、民间组织及殖民改革的关键催化剂，从而为稳定民主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这种关联正是宣教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的例证之一。

当我们将自由民主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政体形式时，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与世界第二大信仰体系之间的兼容性存疑。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难以与民主融合。2017年《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显示，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中，仅有6个被认定为民主国家(且均存在显著缺陷)，这种内在不相容正是西方误读“阿拉伯之春”的根源。西方世界曾热切观望，期待穆斯林占多数的六个国家爆发的抗议运动能催生自由民主政体。突尼斯(抗议最初发生地)确实实现了转型，但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却陷入了内战，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并伴随着“伊斯兰国”的恐怖崛起，而巴林的抗议则遭到了镇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复杂，但重要一点在于:许多抗议派系由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领导，他们寻求推翻世俗政权、实施伊斯兰教法，而非建立自由民主。

民主不会凭空产生，其传播更非必然。《经济学人》2017年发布的《民主指数》白皮书报告称，全球民主平均分从5.52降至5.48(满分10分)。[44]随着伊斯兰教未来数十年持续传播，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民主不会进一步衰退。民主的孕育与存续必须扎根于适宜的哲学土壤。尽管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显著世俗化，但这些基督教信仰与实践逐渐式微的国家，依然坚守着追求人类平等价值、宗教自由及关怀贫弱的基督教哲学遗产。即便是在基督徒比例极低的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民主模式亦源自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美国范本，而这些模式又都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根基之上。[45]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耶稣，若期盼民主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那么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尤其是在中国的兴旺发展，可能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最大盼望。

但这又将我们带回到马克思所诊断出的问题上:基督徒未能实现新约圣经的应许。诚然，基督教在促进和平与公正方面的影响巨大，世上没有任何其他世界观能与之匹敌。但基督徒失败的记录也同样漫长。为何十字军会沉溺于无谓的屠杀?为何众多德国牧师支持希特勒?为何以基督徒为主的美国会拥护奴隶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认为，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之所以未能活出耶稣的教导，原因主要有二，并且这两点耶稣都曾亲自明确指出过。

首先，我们不能假定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是真信徒，尤其是在那些宣称信耶稣不但不会殉道，反而意味着权力的社会里。在论到最后的审判时，耶稣说许多人会因被定罪而震惊，因为他们未能关爱穷乏人和受压迫者，这暴露出他们并未真正地跟随主。其次，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对基督徒在道德上的失败有心理准备。我们并非天性纯良，品行不端也不只是因为缺乏良好教养、教育或环境。恰恰相反，我们天生就带着罪性，如同方向盘失准的汽车，总是偏向自私。每一天，我都在自己的内心里看到这一点。尽管基督徒因着耶稣的死，从罪的刑罚中得释放，但圣经清楚地表明，直到耶稣再来，基督徒都无法完全摆脱罪的困扰。我可以期待生命中有成长的迹象，但同时必须准备好与罪进行一场持续终生的搏斗。正如使徒约翰所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壹1:8)

对于今天许多的西方人而言，我们的自私未必需要通过暴力来满足。即使杀了人也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但若将我放在一个暴力对我有利的环境里，谁又能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我愿意相信自己会不惜牺牲生命去抵抗纳粹。但我的道德勇气从未经受过那样的考验，而且年岁愈长，我对自己德行的信心就愈少。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基督教的世界观总体上帮助人们变得更有爱心、更少暴力。但即使是在教会这样的小团体中，基督徒也面临着道德的失败。正如朋霍费尔所言:“上帝渴望引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基督徒团契，但与之一样确定的是，我们也必定会对他人、对一般意义上的基督徒，并且(如果幸运的话)对我们自己产生一种巨大的幻灭感。”这种幻灭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终点，而是起点。

基督信仰的“核心暴力”

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矗立着一个极端暴力的象征——一个无辜之人经政府批准，遭受酷刑折磨，被残忍处决。基督徒相信这场处决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有人据此认为基督教是在美化暴力。然而十字架的意义恰恰相反。暴力是强者利用权力来伤害弱者。在十字架上，那位有史以来最有能力权柄的人，甘愿承受最残酷的死亡，为要拯救软弱之人。基督教并非美化暴力，而是在羞辱暴力。

十字架对暴力的揭露，直指人类最根本的困境——问题不在于缺乏教育、民主或机会，而在于圣经称之为“罪”的那个骇人现实。而耶稣奇妙的复活，为我们带来了盼望:罪恶终将失败，而凡为基督丧掉生命的人，必将得着生命。这一信念，一旦铭感于心，便能化为行动的泉源。它在四世纪激励基督徒创建了照顾病患与穷人的场所，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医院”的地方。它激励马丁·路德·金相信非暴力抵抗能够战胜暴力压迫。它也激励着今天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舍己服侍。普利策奖得主、人权活动家纪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Kristof)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谦卑实干的福音派信徒》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亲临对抗饥饿、疟疾、监狱强奸、产科瘘管病、人口贩卖或种族灭绝的前线，你会发现，那些最勇敢无畏的人，往往是福音派基督徒(或在许多方面相似的保守派天主教徒);他们实实在在地活出了信仰。”

宗教会导致暴力吗?当然有可能。但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着信仰去爱人、服侍人。尤其是基督教，它滋养民主、推动正义，以医治为己任。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宗教世界会更和平，那么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事实。

@福音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