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位慈爱的上帝怎么会让人下地狱?

2013年4月15日，来自我们当地一所高中的两兄弟前往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现场。其他人是去参赛或助威的，但这两个男孩却是去杀人的。他们在终点线附近引爆了两枚自制炸弹，造成三人死亡，十六人断肢，数百人受伤。在联邦调查局公布了凶手沙尼耶夫兄弟的影像之后，仓皇逃窜的两兄弟又杀害了两名警察。在交火中，哥哥塔米尔南身中数弹，被仓皇逃跑的弟弟乔卡驾车碾过后不久身亡。一场前所未有的追捕行动随即展开，最终在邻近的沃特敦镇，发现了藏匿于一艘船的防水布下的乔卡。当直升机在上空盘旋、红外成像勾勒出他身体的轮廓时，我不禁思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年轻人?

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人厌恶“审判”。我们害怕妄加评判，便将骇人听闻的罪行归因于心理健康问题、宗教极端主义或教育缺失。诚然，这些都可能是诱因。然而，当我们听到冷血的谋杀、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或制度性迫害时，一些人的内心深处仍然渴望正义。也许这对兄弟太过年轻、容易受人操纵，不该被追究责任;但也有行凶者是成年人。也许他们受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也有行凶者并非如此。也许他们早年的经历在心里留下了创伤，使他们变得脆弱;但也有凶手出生在幸福的家庭。每当我们尝试将罪的毒钩从人性中拔除时，总会有一处倒钩会更深地嵌入。

在本章中，我们将要来探讨本书中最为艰难的一个问题:一位充满慈爱的上帝，怎么会让人下地狱?与之相比，其余所有的问题都显得次要。这个问题关乎故事的终局，也是基督徒蒙召要去相信的最难的事——远比相信神迹或预言，或相信创造我们的上帝有权决定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要难得多。我们将挖掘圣经中关于审判的教导，并聆听一个奇特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爱与审判交织在一起，我们对天堂和地狱那些模糊的概念也将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扎根。我们还将剖析这些概念是如何被人误解的，正是这些误解，使得上帝的作为看起来不合逻辑、专断且不公。为此，我们将审视善与恶、恨与爱是否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并让圣经之光照亮十字架的逻辑，看看一位一世纪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所经历的屈辱之死及其所谓的复活，究竟与你、我，以及乔卡·沙尼耶夫有什么关系。

科学是否“杀死”了罪?

萨姆·哈里斯在其著作《自由意志》(FreeWill)一书的开篇，讲述了两名男子对一个无辜家庭所犯下的一系列残酷暴行，包括强奸、性侵儿童、抢劫，以及无差别杀人。这段叙述令人不忍卒读，使我难受得胃里翻江倒海、泪水夺眶而出。哈里斯承认，当我们听闻此类罪行时，本能的反应就是要求伸张正义:这些人理当受到惩罚。但哈里斯认为，在这件事上，这些罪犯实际上别无选择，他们的行为完全由过往的经历与神经的状态决定。尽管我们可以寻求修复性正义(即通过促使犯罪者承担责任、修复受损关系来替代传统的惩罚机制)，以防止他们再度犯罪，但我们仍然无法在道德上追究他们的责任。事实上，哈里斯声称:“认为我们作为意识的主体，能够对自己的精神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负有深远的责任，这一观念根本无法应用到现实中。”

或许，我们可以因此松一口气。按照哈里斯的说法，如今我们可以借科学之名，为最凶残的罪犯解下脖子上审判的绞索，并重新相信人性本善。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乔卡·沙尼耶夫在其行为中并不存在真正的道德主体性，如果他并非在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层面上做了决定，要去杀害马拉松选手和观众、枪击警察，甚至驾车碾过自己的哥哥，那么，任何具有道德勇气的行为同样也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苏菲·肖尔的反纳粹传单曾从大学中庭高处飘落，并不是她“选择”了反抗;同理，向盖世太保告发她的清洁工，以及将她斩首的纳粹卫兵，也不应因其罪行而受到审判。如果那个将娜迪娅·穆拉德囚禁起来当作性奴、夜夜强暴虐待她的ISIS法官不能因其行为而被定罪，那么，哈丽特·塔布曼也不能因其夜复一夜地冒死护送黑奴逃亡的勇气而受到颂扬。同样，如果因性侵二百五十多名少女而被判处多项无期徒刑的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不必为其冷血的罪行承担责任，那么，第一个站出来指控他的女性瑞秋·丹霍兰德对她孩子的爱，也就不再是真实的爱。

哈里斯的科学决定论，正在一点点侵蚀着我们最深层的信念:宇宙存在道德秩序;是非善恶并非虚幻;而如你我这般软弱、处处受限的世人，既有能力去爱，也有能力残忍。我们的处境、基因和过往的经历，固然会影响我们的选择。但除非我们甘愿彻底剥夺人类的道德主体性，否则我们有时就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恶就是恶，公道自在人心。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不能说，那么，我们也永远不该再说“爱就是爱”。

来自“我也是”运动的审判

爱与审判之间的内在联结，最近正在被“我也是”运动这把带来正义的手术刀层层剖开。这场运动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我们终于敢于发声了:无论施害者地位多高、成就多大，性骚扰或性侵女性都不应再被纵容或掩盖。对某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公开声讨;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意味着牢狱之灾。就在我写作这本书时，电影制片人、米拉麦克斯(Miramax)影业联合创始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Weinstein)，刚因强奸指控被捕。2017年，针对他的一连串性侵指控引发了这场“我也是”反性侵运动。

然而，当“我也是”浪潮席卷好莱坞、商界、金融界乃至教会时，它带给人们的感受往往不是“恶巫已除”的欢庆，而是“英雄坠落”的沉重。比尔·科斯比(BillCosby)从美国家喻户晓的荧幕慈父沦为万人唾弃的性罪犯;仅凭声音便能赢得我们信赖的摩根·弗里曼(MorganFreeman)被指控性骚扰;以公开支持“我也是”运动著称的纽约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EricSchneiderman)，竟遭四名女性指控实施身体虐待。我们渴望为那些遭受侵犯与创伤的女性伸张正义;然而在追寻正义时却发现，就连那些看似站在正义一方的倡导者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审判的浪潮之下。我们不禁开始怀疑:下一个会是谁?这世上还有没有不滥用权力的人?

倘若答案是否定的呢?基督教领袖安迪·克劳奇(AndyCrouch)在2018年一篇关于教会名人权力之危险的文章中，精准地道出了这种普遍存在的脆弱性。他呼吁建立持续问责机制，并写道:“若你们全然知晓我内心的真实状况——我的欲念、怨怼、焦虑，以及独处时最阴暗的念头，必会认定我对己对人皆构成威胁。我无法独自承担权力，更遑论名望;你们也是一样。”[“我也是”运动揭示了一个痛苦的真相:在滥用权力这件事上，并无绝对的“他们”与“我们”之分，只存在程度深浅之别。虽然情境因素或可开脱罪责，却也同等适用于定罪。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特定的群体压力下，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作恶和施暴，并且这种腐败根深蒂固。

有人说过，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彼此的想法，世界上任何友谊都无法维持一天。不妨从此刻至明晨对自己做个实验:回想所有你交往的人，试着问自己:我敢让他们阅读我内心想法的记录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婚姻将破裂，我的孩子将崩溃，我的朋友将离去。我的思想并非全然败坏，其中也有良善、仁慈和真实的部分。但恰如一袋爬满蛆虫的面粉，我里面没有一处是纯洁无瑕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Solzhenitsyn)躺在苏联古拉格腐烂的草堆上时，领悟到了这一点:“我渐渐明白，划分善恶的界线并非国界、阶级或政党，而是径直穿过每一颗人心。”这一洞见又带来了另一重困境: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建立在“遮掩”之上的。

渴望被了解与被爱

我们现代人的许多痛苦，都源自对身份的追寻。人们告诉我们，活出真实的自我才是通往幸福的关键;“做你自己”成了爱自己的战斗口号。任何认为真实的自我未必美好的想法都是压抑自己，而罪疚感则必须像蜕下的蛇皮一样被抛之脑后。我们值得被爱。我们已经足够美好。但如果拉里·纳萨尔在性侵年轻体操运动员时，只是在“活出真实的自我”呢?难道他不应该压抑自己对儿童身体的欲望吗?我如何分辨究竟何时是真实的自我在发声?又凭什么相信，我里面的爱与善良才是真正的“我”，而自私与嫉妒不过是闯入的异己?我内心深处渴望更多地被人了解。可如果我的“真实自我”完全袒露出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深入了解一个人的身份会激发同理心。在2018年的票房大片《黑豹》(BlackPanther)中，当我们了解到反派克尔芒戈的真实身份后，就会重新审视他的行为。影片以两兄弟的对决开场。我们随后发现，克尔芒戈其实是埃里克——那位被杀害的哥哥——的儿子;当年他的叔叔杀了他的父亲，使他沦为孤儿。因此他的行动是受到了双重正义感的驱使:既渴望为父报仇，又渴望为非裔美国人伸张正义，因为他是一个贫穷的黑人孤儿，从小在美国长大。他身份的曝光使得我们对他产生了共情，哪怕他是一个残忍的杀手。但在其他故事中，揭示真相却会滋生出厌恶。在2010年的动画电影《魔发奇缘》(Tangled)中，那首极尽操控之能事的插曲《妈妈最懂你》(MotherKnowsBest)，生动地刻画出了乐佩对其母亲如何控制与利用自己的认知。当乐佩发现女巫的真实身份并非自己的母亲，而是一个邪恶的儿童绑架者时，母女情分就此终结。事实上，当那个抚养她长大的女人死去时，乐佩看起来毫无悲伤之意。

上次理发时，我发现我的发型师右臂上有一个纹身，上面写着:“如果你不能接受我最坏的一面，就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归根结底，它想要表达的是一种被了解与被爱的渴望。然而，当我们邀请别人走进自己时，必须小心穿越脚下的雷区。深入挖掘我内心的某些角落，你会发现肥沃的土壤，帮助你更好地认识我，或许也会更爱我;但你若触碰到了其他区域，对我的正面看法可能会当场崩塌。我们都会管理自我暴露的程度。我们发现自己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做出选择:是要被了解，还是要被爱。那么，圣经对此有何教导呢?

被寻见

基督教如同一盏探照灯。一方面，它使我们直面那位洞察人心的上帝。他了解我们的心思和伪装，知道我们的言语与行为。那些我们竭尽全力想要隐藏的部分，在他面前则是赤露敞开的;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那一位，掌握着全部的证据。正如红外感应器让躲在船篷下的乔卡·沙尼耶夫无所遁形一样，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我们无法躲避的上帝。然而，这盏本可以揭露我们逃犯身份的探照灯，聚焦在我们身上时，却如同找到了迷失的孩子。上帝正在寻找我们、思念我们，呼唤我们回家。

三年前，我的小女儿在公园里走失。起初，我独自寻找她，翻遍了游乐设施，又仔细搜索了灌木丛。随后，我叫上其他家长帮我一起找。恐慌涌上我的心头，我想象着我那美丽的三岁女儿永远消失不见了的情景。于是我打电话报了警。但就在我描述失踪孩子的情况时，一名警官出现了。因为有人发现一个小女孩在附近商店的停车场里徘徊。此前我打电话报警，都是为了举报犯罪;而这一次，我打电话报警是因为我的孩子走失了。当我终于再次见到她时，我怎么也舍不得松手。我哭着抱紧她、亲吻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再独自一人离开公园。我寻找她，是因为我爱她。上帝来寻找我们，也是如此。

在耶稣最著名的一个比喻中，一个挥霍无度的浪子卷走了父亲的钱财远走他乡，返乡时竟被父亲迎回家中。父亲远远地看见浪子，便跑过去，亲他、抱他，并吩咐设宴庆祝——不是因为儿子无辜(他并不无辜)，而是因为父亲深爱着他。儿子曾经失丧，如今被寻回(路15:11-32)。正如我的朋友瑞秋(你在第九章中见过她)精辟地总结道:“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像通缉犯那样被追捕，而是像即将出生的孩子，或者朝思暮想的恋人那般被追寻，因为怒气早已被渴望所取代。”

既然上帝看重公义，而我们一切复杂的动机与算计在他面前都一览无余，那他为什么不像用探照灯锁定罪犯一样，把我们给揪出来呢?

十字架的逻辑

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他独自上橄榄山去祷告。他心里极其忧伤，离开门徒走到一旁，跪在地上恳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22:42)有一位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但这仍然不够。“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路22:44)

耶稣为什么如此恐惧?

有人推测他是害怕死亡。设计十字架这种酷刑的目的，在于将刑罚与羞辱推向极致，以警示旁观者:不要得罪罗马政府，以免被钉十字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你我伏地求饶了。但对耶稣而言不止如此。如同人类的婚姻象征着更深层的爱，十字架上的肉体痛苦也象征着更深层的痛苦——一种耶稣用比喻来表达的痛楚。

“主的杯”这一形象，如同锋利的闪电一般贯穿希伯来圣经。《约伯记》《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俄巴底亚书》《哈巴谷书》和《撒迦利亚书》都使用了这一比喻来传达上帝的审判。有的经文宣告，喝这杯的人将遭到毁灭;有的则预言，那些被撤去这杯的人将得蒙拯救。正如“上帝作为丈夫”的形象将以色列整个国家描绘为他的新妇，同样，上帝忿怒的杯也是摆在万国万民面前的;这些民族因其罪恶暴行、献祭儿女、拒绝上帝并剥削穷人，从而招致了主的审判。而此刻耶稣俯伏在地，正恳求天父让“这杯”离开自己。对早期福音书的读者来说，其中的含义再清楚不过:耶稣将要饮下的，是上帝对这世间滔天罪恶的公义烈怒与审判。

“上帝的忿怒”这一概念对我们而言似乎很陌生，仿佛这是过去时代一种心理创伤的遗痕。但正如我们不能一面免除人的道德责任，一面又保留其爱的能力一样，上帝的爱与他的审判同样无法分割。想想当你看到校园里的孩子被枪杀、妇女被强暴，或有人因肤色而遭到殴打时的愤怒;想想你对奴隶贸易、大屠杀、全球性性贩运的愤怒。若你细究这愤怒的根源，会发现它来自爱。把其他族群视为低等种族的人，并不在乎种族剥削;把妇女或儿童当作财产的人，并不在乎性侵害。我们越是去爱，就越容易义愤填膺。我们急于挺身而出保护孩子免受哪怕最轻微的伤害，是因为我们爱他们:任何伤害他们的人都会激起我们的愤怒。

设想一下，这种由爱所激发的愤怒，在上帝的心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你我对公义的投入，不过如沧海一粟;就好像一个穿着警服扮演警察的孩子，与一位高等法院法官之间的差别。正如夏甲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看顾人的上帝”(创16:13)。上帝对大屠杀的忿怒，对奴隶贸易的忿怒，对虐待、谋杀、残忍与忽视的忿怒，全部都倾倒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这才是耶稣所恐惧的，而不是钉入手中的铁钉。

但仅此还不足以解释十字架的逻辑。纵使有全世界的罪债待偿，为何向一个全然无辜者倾倒忿怒就能改变局面呢?这难道不是更为严重的不公吗?要理解十字架的逻辑，我们必须先认清耶稣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根据圣经的教导，耶稣并非被动承受上帝忿怒的受害者;他就是上帝本身。因此，在十字架上，耶稣既是执行者，也是被定罪者。人们有时会把圣父与旧约联系在一起，认为他充满忿怒、施行报应;而把圣子与新约联系在一起，认为他宣扬爱、怜悯与赦免。然而，尽管上帝在旧约中施行审判，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出34:6)。他就像一位仁慈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向不忠的妻子施以无尽的怜悯(赛62:4-5);好比一个哺乳的母亲，紧紧地怀抱着婴孩(赛49:15);又如同一个父亲，将幼子抱起，搂近颊边(何11:3-4)。反观耶稣，他虽反复阐明上帝的爱与怜悯，但对上帝审判的强调力度却远超任何一位旧约先知;而且耶稣明确地指出:将要审判全人类的，正是他自己。

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中，那用以描绘耶稣作为祭物的柔弱形象，化为了可畏的审判形象。《启示录》描写了这样一个时刻，人们要对群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因为他们忿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6:16-17)上帝的忿怒，就是羔羊耶稣的忿怒。在十字架上，那位唯一全然公义、全然慈爱、全然无罪的人，承受了上帝审判的全部重担，饮尽苦杯，掷杯于地。以圣经的语言简述之:他下了地狱。

其次，如同耶稣不能与那位在十字架上向他倾倒忿怒的上帝分离一样，只要我们信靠他，他也不能与我们分离。在第九章中，我们探讨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一震撼人心的圣经比喻，以及它对基督徒彼此关系的意义。但这一真理更为关键的含义在于:若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与他便不可分离，正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头不可分离一样。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手指正在打字。但它们并不是独立行动的。若你觉得我写的内容令你反感，你不能只怪我的手指;责任在我。同理，耶稣并非被强行拉来为我们抵罪的无关旁人。若我们信靠他，他便是我们的头:我们心中的一切邪恶都归到他身上，并由他的死偿清罪债;而他的每一个美善爱心之举，也都记在了我们的账上。我们都曾拒绝上帝，也理当承受他相应的拒绝。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不过是:要么独自面对地狱，要么藏身于基督。

天堂与地狱的真正含义

我们往往认为天堂和地狱主要是人死后要被送去的地方。有人认为，我们的最终归宿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如果总体而言我们算是“好人”，就可以期待上天堂;而像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坏人，则会到地狱中受苦。也有人认为，基督教将人分到天堂或地狱，似乎是基于人们对某些教义的认同程度而随意决定的。那些有幸听说过耶稣，又轻信他是替自己而死的人会被送上天堂;而那些没听过的人，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或者只是因为太聪明而不肯相信这种关于死人复活的荒唐故事的人，则会被随意打发到一个叫做地狱的地方。但圣经的说法完全不同。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天堂首先并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与上帝完全和好、蒙受全备祝福”的简要说法。它是浪子回家;是新妇被丈夫含泪拥入怀中;是新天新地。在那里，上帝的子民将要带着复活更新的身体，在一种连人间最美好的婚姻也只能略窥一二的亲密关系中，与他共度永恒。天堂就是家:在新造的大地上，与上帝和他的百姓建立起一种具体、有形、深刻的关系体验。

地狱正好相反。它是在浪子面前怦然关闭的门;是懊悔之际送达的离婚文书;是罪犯领受其应得的报应。如果耶稣是生命的粮，失去耶稣就意味着饥饿;如果耶稣是世上的光，失去耶稣就意味着黑暗;如果耶稣是好牧人，失去耶稣就意味着流离失所;如果耶稣是复活和生命，失去耶稣就意味着永远的死亡;如果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献上的羔羊，失去耶稣就意味着要由我们自己来付清那罪债。

在俄罗斯经典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Onegin)中，玩世不恭的贵族奥涅金在乡间邂逅了一位纯真的少女塔季扬娜。塔季扬娜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奥涅金没有回信。再次相见时，他拒绝了女孩，告诉她:那封信令人感动，但他很快就会厌倦与她的婚姻。多年后，奥涅金出席圣彼得堡的一场宴会时，看见了一位惊艳绝伦的女子，这名女子正是塔季扬娜，只是她已经嫁作人妇。奥涅金再次爱上了她，拼命想要赢回她的芳心，但塔季扬娜拒绝了他。曾经，机会之门是向他敞开的:她向他献上了自己的爱。如今，机会之门已然关闭。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现在拒绝耶稣很容易。就像塔季扬娜写给奥涅金的信一样，耶稣的邀请也令人感动。但我们相信，不做承诺，我们会更快乐。我们担心他会约束我们的生活方式，于是便继续向前，把他留在了属灵的乡间。圣经警告说，终有一天，我们会亲眼目睹耶稣的荣耀，他的威严几乎让我们无法睁开眼睛。在那一刻，我们会明白，我们曾经最珍视的一切，与他相比都微不足道，我们会为当初的决定而深深痛悔。但这种痛悔的结局并不代表不公平，正如塔季扬娜拒绝奥涅金没有什么不公平一样。若我们现在接受耶稣，就将与他永远同住，享受难以想象的丰盛生命;若我们拒绝他，将来他也会拒绝我们，我们就将永远沉沦。选择权在于我们自己。

但，真的是这样吗?

自由、生命与爱

与基督联合的可能性，解开了人类处境中的最后一个难题。这是一个同时摆在基督徒与无神论者面前的挑战:我们真有选择的自由吗?萨姆·哈里斯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是一种无法与现实对应的信念。基督教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诚然，我们的行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包括经历层面与神经层面)，但我们仍然是道德主体。

圣经中多处经文表明，我们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受捆绑的状态，与哈里斯所描述的情形颇为相似: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却无法决定自己的欲望本身。保罗称，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之前，是“死在罪中”的人。而死人是无法做出选择的。然而，在哈里斯的世界观中，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意志;但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却是存在的。上帝自己是全然自由的，如同他是完全活着的一样。而正像我们的生命取决于他的生命，我们的爱取决于他的爱，同样，我们的意志也取决于他的意志。

怀孕这一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关系的线索。此刻，在我腹中的孩子真正地活着，尽管他的生命完全依赖于我。他在我的子宫里可以自由活动，却无法决定自己的位置:我走到哪里，他就要到哪里。同样，我是真正活着的、自由的，但不是脱离耶稣而活、而自由，而是被他包围。正如此刻如果我的孩子从我这里“逃离”，等待他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同样，若我逃离基督，带给我的也不是自由和生命，而是短暂的挣扎，随后归于沉寂。我的儿子被我的身体包裹，依赖我的血液，受我的免疫系统保护，安居于我的爱中。他与我在切实的意义上合而为一。而因为我信靠耶稣，我也以同样的方式依赖他:耶稣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活着，我就活着。他替我死，担当了我的刑罚;他是我的复活，也是我的生命。

恩典的丑闻

哈里斯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意志，就应当对杀人犯更加宽容。他们只是生不逢时、处境不幸，而非在道德上负有责任。基督教要求我们不要把最恶劣的罪犯当作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但理由截然不同:不是因为他们清白，而是因为我们并不比他们更干净。

在拉里·纳萨尔的庭审现场，第一位对他提起性侵指控的女性瑞秋·丹霍兰德，面对这个夺走她童贞的人，做了一番感人至深的陈述，恳求他归向基督。她解释说:

圣经中记载着一场终极审判。在这场审判中，上帝全部的忿怒与永恒的咒诅，将倾倒在像你这样的人身上。若你真有面对自己罪行的那一天，那份罪疚必将压垮你。正因为如此，基督的福音才如此甘甜。因为它在你本不配得之处，仍然施予恩典、盼望与怜悯;而这份救赎就在那里，为你存留。

作为儿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丹霍兰德深知，她最终会与施暴者站在同一个被告席上。基督的十字架带来了公义:借着耶稣，纳萨尔的罪可以被涂抹净尽，那压垮人的重担可以被卸下。他因自己的罪行被判处多项无期徒刑，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正如在他之前许多人曾经经历的那样，监狱之门，也可以成为通往基督里的自由、爱与生命之门。这正是基督教信仰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哪怕是最恶劣的罪犯也可以被接纳。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消息，因为我们远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加罪孽深重;但在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却远超自己的想象——我们可以被更多地了解、更深地被爱，也更真实地活着。

两个世界

在第一章中，我曾坦言自己最喜欢的电视剧是英国科幻剧《神秘博士》。博士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性命攸关的处境。对他来说，濒死体验就像你我吃早餐一样寻常。但在其中的一集中，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博士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梦境，另一个是现实。如果他们在梦中死去，就会在现实中醒来;但如果他们在现实中死去，那就是真的死了。但问题在于:他们并不知道哪一个世界才是真实的。

圣经同样向我们呈现了另一个世界，提出了另一种对现实的主张。它告诉我们，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永恒，真正活着的唯一途径，就是先死去。而时间继续流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4-25)

每一天，我都在为相信耶稣的世界而挣扎。我指的并非理性上的认同。基于本书所阐述的种种理由，我发现其他选项更缺乏说服力。我所挣扎的，是在内心层面活出这真理:舍己，背起十字架，相信耶稣就是我的生命。然而每一天，我都能在生活中发现这位不可思议之人的痕迹，他呼召我进入一个远比我这渺小的人生更宏大、更令人振奋的故事。

在耶稣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科学真理与道德真理之间的连接点;我们找到了宣告“人生而平等”的根基，也听见了跨越差异去彼此相爱的深切呼召;我们找到了邪恶的名目，也找到了宽恕的途径;我们找到了爱的异象(它远超我们当下的心所能容纳的)，以及真正的亲密(它远胜我们脆弱的肉体所能体验的)。我们找到了对人性的诊断——人深受罪恶侵蚀，却仍可被恩典救赎;我们听见了关怀贫穷者、受压迫者和孤独者的呼召，这呼召源自上帝自己的心，并根植于这样的盼望:终有一天，每一滴眼泪都将被擦干，每一个饥腹都会得饱足，每一个被弃绝的人都能得到拥抱。但我们并不会在这里找到一个轻率的答案，或是一条轻松的道路。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呼召，召唤我们前来舍命。

我想用一位女性的话来结束这本书。她以最为奇特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遇。乔伊·戴维德曼(JoyDavidman)是一位犹太裔美国无神论诗人。年轻时，她因渴求公义而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嫁给了同为作家的丈夫比尔。后来，她成了那位去世后令作家C.S.路易斯心碎的女人。乔伊回忆道:“的确，我曾经认为无神论是真理，但我并未投入足够的精力去论证它。总有一天，等孩子们长大了，我会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的。”然而，在嫁给比尔与遇见路易斯之间的这段时间，乔伊先遇见了上帝。

比尔是个工作狂加酒鬼，而且对妻子不忠。有一天，他从纽约的办公室给乔伊打电话，说自己精神崩溃了，随后就挂断了电话。接下来的一天，乔伊疯狂给他打电话，但她回忆道，直到夜幕降临，“除了等他出现，无论是生是死，我已经别无选择。”她哄孩子们睡下，然后开始独自等待。就在那片寂静中，发生了一些事:

“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无助;也是第一次，我谦卑下来，被迫承认，我终究不是‘我命运的主宰’‘我灵魂的船长’。我所有的防御——那些用来躲避上帝的傲慢、自负与自恋的高墙——瞬间崩塌，就在那一刻轰然倒塌，上帝进来了……

“在那个房间里，有一位与我同在，直接临格在我的意识之中。他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此前的人生与之相比，不过是一场皮影戏。而我自己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地活着，仿佛从睡梦中醒来一般。”

朋友，如果你安于现状，满足于一再拖延信仰问题，寄望于宇宙自有安排;如果你相信人类的平等是不证自明的，却说不出理由;如果你在怀疑:若有人知道你内心所有隐秘的想法，是否还能真正爱你。来吧，到耶稣这里来。到那位为受压迫的奴隶带来盼望的人面前吧;到那位呼唤死人从坟墓中出来的人面前吧;到那位本可遮掩乔卡·沙尼耶夫的罪，而沃特敦那艘船的船篷却做不到的人面前吧;到那位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找到我朋友瑞秋的人面前吧——当她意识到自己多么不配得怜悯，而耶稣又是多么地爱她时，当她将自己完全交托给耶稣时，她的心中充满了感恩。

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今天也要对你说同样的话:“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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