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位慈爱的上帝怎会容许如此多的苦难?

娜迪娅·穆拉德在ISIS法官手中遭受长期强暴;三百万非洲人被英国奴隶贸易强行运往海外;六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卢旺达种族灭绝;罗兴亚穆斯林遭遇种族清洗;全球性交易，仅今年一年就有超过二百万儿童被贩卖，同时有一百五十万儿童死于腹泻;南苏丹、索马里、尼日利亚和也门的饥荒;2004年印度尼西亚海啸夺走了二十三万条生命;癌症的无声侵袭;被父母虐待的儿童。

理查德·道金斯审视着这一切，以及那些通过苦难、暴力和死亡塑造着我们肉身的非人格力量，遂得出结论:我们的宇宙“本来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善恶，唯有盲目无情的冷漠。”在本章中，我们将直面那个时常萦绕在我们心头的诘问:我们该如何看待苦难?

对许多人而言，这个问题足以击垮基督教信仰。假如真有一位慈爱全能的上帝，他如何能在人类苦难的千钧重压之下而屹立不倒?基督教是否只适合那些人生没有遭遇过重创的人?我们是否必须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才能相信那位全能仁慈的造物主?

本章将探讨三种诠释苦难的框架:无神论视角下的苦难、佛教视角下的苦难，以及基督教世界观下的苦难。我们将发现，苦难并非摧毁基督教的重锤，而是基督教一直以来赖以建立的基石，历经艰辛，一砖一石地构建起了基督教信仰的体系。

无神之痛

对某些人而言，从苦难方程式中将上帝移除似乎能带来解脱。苦难客观存在，既无意义，也无缘由，更无希望;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试图参透命运的玄机。乍看之下，这似乎是种成熟的处世态度: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不再期待某种更高的力量施以援手或关怀。史蒂芬·霍金终生饱受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折磨，他认为人的大脑如同计算机，零件损坏即停止运作，他断言:“坏掉的计算机不会有天堂或来生，那只是给怕黑的人编造的童话故事。”

当今许多无神论者以人文主义为立足点，相信人类的精神与进步、创造及爱的能力，而无需任何“上帝存在的假设”。但道金斯那条毫不留情的逻辑链条——“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善恶”——却揭示了根本的问题。这种黯淡的宇宙观侵蚀了我们赖以维系生命与人性的根基。若无善恶之分，我们何以悲叹?若我们对他人的同情不过是进化中亲缘选择的副产品，我们又为何会对族群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若自我意识不过是幻象，那么面对苦难时生命的意义将与道德主体性一同消散。当代世俗人文主义的核心悖论在于，萨姆·哈里斯等代言人对人类的信任并不比对上帝的信任更多:两者在他看来在本质上皆为幻象。从苦难方程式中移除意义非但未能破解谜题，反而解构了人类存在的本质。

这种观点并非科学的必然结论。同是科学的信仰者，剑桥古生物学家西蒙·康威·莫里斯(SimonConwayMorris)因对上帝的不同认知而提出诘问:“倘若道德结构、伦理召唤……以及对美好世界的无尽渴望，并非某只被连根拔起的猿类的妄想，而是指向关系人类命运的深层现实路标呢?”无神论扼杀了这种希望。我们就像孩子，在无情的潮汐面前堆砌沙堡。或者更残酷地说，我们根本不是孩子，而是拥有人格幻觉的计算机。普利策奖得主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Robinson)写道，“唯物主义对现实的态度就是如此专断，凡因其局限所无法捕捉之物，皆被视为不存在:例如人类自我。”

许多对上帝失去信心的人，仍紧抓着普世意义的幻象不放。几年前，我曾陪伴一位无宗教信仰的挚友度过人生的苦难时期。她曾带着盼望谈及宇宙可能存在某种安排。因为深爱这位友人，我恳切地劝她，不要寻求这种安慰剂。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依旧会受苦，但不会有所谓的“宇宙”施以关怀。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善恶，唯有盲目无情的冷漠。我们必须凝视这深渊，而不是用陈词滥调自欺欺人，因为这事关重大。

佛教如何看待苦难

我那位正在经历苦难的朋友，成长于一个犹太家庭，但后来从有神论转向无神论，继而开始修习佛法。这条路径在理想幻灭的西方人中颇为常见。佛教(至少在其西化形态中)既能为人提供一处逃避无神论荒凉感的港湾，又无须受“制度化”宗教的规条束缚。它从苦难的问题切入，为我们提供应对之道。这样的组合颇具吸引力。无神论犹太裔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其畅销书《象与骑象人》中回忆道: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曾认为佛陀应是“过去三千年来最佳心理学家”奖项的有力竞争者。对我而言，他对“所求皆虚妄”的诊察如此精准，对“寂静安乐”的许诺又如此诱人。但在为写本书做研究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佛教或许是建立在一种过度反应的基础上，甚至可能是某种错误之上。

接着，海特讲述了佛陀的故事:在成为佛陀之前，悉达多本是一位王子，但有预言说他将会离开王宫、背弃王国。为了防止预言应验，国王竭尽所能地让儿子活在欢愉之中。年轻的王子迎娶了美丽的公主，拥有华丽的后宫，并且被禁止离开舒适的王宫。但他逐渐感到厌倦，最终说服父王允许他乘车出游。

为确保儿子继续远离忧患，国王命令所有年老、患病、残疾的臣民闭门不出。然而一位滞留在街头的老者，让王子发现人终将老去。次日，王子见到了一位病人，始知疾病无常。第三日，王子目睹了一具尸体，骇然发现众生难逃一死。后来果然如预言所说，他离开了王宫，进入森林，开始了悟道之旅。重新现身时，佛陀宣称:众生皆苦，解决之道在于斩断我们与生命间的执着之链。

海特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倘若王子当初走下马车，与那些老者、残疾人、病人交谈，会发生什么?他引用研究结果指出，即使身处极端困境之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往往仍然高于不满程度。海特援引了学者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RobertBiswas-Diener)的研究(这位学者曾采访加尔各答各类身处困境的人群，包括贫民窟的性工作者)，得出结论:“虽然加尔各答穷人的生活并不令人羡慕，但他们的确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他们“善于利用自己可获得的非物质资源”。或许面对苦难的关键并非超脱与无执，而是意义与爱。无执或许能护我们免遭苦痛，毕竟去爱即是选择脆弱，去渴望与追求便要承担失望的风险。然而正如海特所言，无执同时也剥夺了我们至深的喜悦。追求、渴望与深切的执着或将我们引向悬崖，但也可能带领我们抵达无执之心永难觅得的宝藏。

那么还有其他应对苦难的方法吗?我们能否在追求渴望、持守眷恋、努力寻求美好事物的同时，从必经的苦难中淬炼出意义?

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

关于基督教与苦难，讨论的切入点有许多。历代哲学家都曾试图为“慈爱全能的上帝何以容许苦难存在”提供辩护。各种论证探讨了不同类型的苦难，从人类犯罪造成的苦难(如娜迪娅·穆拉德所遭受的强暴)到自然原因引发的苦难(如运动神经元疾病)，并指出:我们虽无法找到经历特定苦难的理由，但并不意味着那个理由就不存在。回到本书第八章提到的《哈利·波特》的例子，西弗勒斯·斯内普杀死导师有一个在道德上可以站得住脚的理由，而哈利只有在了解了整个故事后才能理解。不过我们暂且不深入哲学讨论，而是先来看这个我在困境中最常用来汲取力量的福音书故事。这是关于马利亚和马大的一段故事，我们在第八章时第一次提到她们:马大忙着服侍，而马利亚则安静地坐在耶稣脚前听道。这个故事为我们开启了整本圣经关于苦难的神学入口。

当耶稣迟延时

在《约翰福音》11章，马利亚和马大的弟弟拉撒路病了。但两姐妹是幸运的:她们与一位能行神迹的大医生是亲密的朋友，于是她们立刻向耶稣发出了紧急求救。经文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约11:5)但接下来却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转折: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约11:6)。耶稣常常医治陌生人，甚至实施过远程医治。但这一次，当他最亲密的朋友呼救时，他却迟迟不来。这是基督徒必须面对的第一个现实:有时我们含泪呼求耶稣，他却迟迟不来。

三年前，一段破碎的关系触碰到了我内心深处的旧伤，让我陷入剧痛。那些我隐藏多年、后来试图坦然面对的真实自我，在此冲击下再度溃退。我曾以为上帝在医治我，引导我不要相信那些恐惧;但如今，所有萦绕在心头的恐惧都变成了现实，我彻底崩溃了。这并非天崩地裂的丧亲之痛。但对我而言却是毁灭性的打击。在那一个月里，我丈夫目睹我所流的眼泪，比过去十年加起来还要多。某天晚上，他试着用《诗篇》121篇来安慰我: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121:1-2)

但我哭得更厉害了:“我感觉我一直在向主呼求，可他却没有帮助我。”

圣经中也有许多“呼求看似得不到回应”的例子。耶稣在被捕前的那夜恳求上帝:“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路22:42)但他依然走上了十字架。保罗因着“肉体中的一根刺”深受折磨，他多次求主让这根刺离开他，但主却回答:“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当牛津大学教授C.S.路易斯哀悼他因癌症晚期离世的妻子(就是那位上帝曾意外赐予他的妻子)，他这样反思道:“我认为我面临的危险并不是不再相信上帝，而是开始相信关于他是如此可怕的事。我最害怕得出的结论不是:‘原来根本没有上帝’，而是:‘原来上帝竟然是这样的。’”有时，相信一位全能的上帝，会为经历苦难的脸庞再添一滴绝望的泪水。当马利亚和马大呼求时，耶稣本可以来。但他却没来。难道耶稣不爱这两姐妹了。

当耶稣来到时

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一向主动的马大迎上前去，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约11:21-22)我们或许能从这番话里听出一丝责备的意味。然而，马大对耶稣的信心却是完全的:拉撒路死了，但她仍然相信她的主能够帮助他们。

耶稣回答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约11:23)如同许多一世纪的犹太人一样，马大相信上帝的子民在末日的时候将要复活。她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约11:24)但我们几乎能听见这位悲痛欲绝的女人的心声:那现在呢，耶稣?现在该怎么办?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帮助我?

此刻，马大的处境，正是许多基督徒在面对苦难时的处境。我们拥有终极的应许:有一天，耶稣必要再来，使世界重回正道。然而，我们更像孩童而非哲人。我们的痛苦是如此真实而迫切，远方的希望难以抚慰。神学上完美的答案不足以解决困境。但是，基督教信仰所能提供的远不止于此。

当耶稣终于来到时，他并没有直接解决马大的问题，而是改变了她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耶稣注视着这个悲伤的女人，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11:25-26)耶稣是在谈论拉撒路吗?也许是。尽管拉撒路肉身已死去，但他信靠耶稣，因此在属灵上是实实在在活着的。然而，耶稣此刻并不是在对拉撒路说话，至少现在还不是。他是在对马大说话;马大正因拉撒路的死而悲痛欲绝——拉撒路的死不仅让她在情感上备受煎熬，而且在那个大多数女性都需要依赖男性亲属供养的年代，这很可能也危及了她的生计。马大渴望拉撒路回来。但耶稣直视着她的眼睛，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当你站在这里，被伤心绝望所吞噬时，你最迫切的需要，并不是让你的兄弟重新回到你身边，而是拥有我。

这番话甚至比耶稣当初没有及时赶到还要令人震惊。耶稣绝非现代神话中那种“从未自称为神的道德导师”，他在这里宣告的并非提供有益的生命指导，而是，他自己就是生命:苦难之中的生命，死亡面前的生命。

所有做父母的都知道，有些时候，必须要让孩子经历痛苦。我们会抱紧哭泣的婴儿，任由陌生人把针扎进他们健康的皮肤里。他们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们，觉得我们背叛了他们，但我们却无法向他们解释:此刻让他们受苦，是为了将来免受疾病的折磨。有些父母则面临着更为艰难的抉择:他们不得不允许医生用药物“毒害”自己的孩子，任由这些药物摧残孩子的身体，使他们呕吐、脱发，在医院里卧床数日、数周，甚至数月。这样的痛苦是残酷的，但父母期望能够借此拯救孩子的生命。因此，我们在面对苦难时始终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值得我们付上如此的代价?耶稣给出的令人目瞪口呆的答案是:他自己。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后面还有两幕。

耶稣哭了

马大以惊人的信心回应道:“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约11:27)但随后她去叫马利亚。马利亚来到耶稣跟前，伏在他脚前痛哭，也重复了姐姐那句带着责备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约11:32)耶稣心里悲叹，极其忧伤。他问她们把拉撒路安放在哪里。接着，我们遇到了圣经中最短、也最令人费解的经文之一:“耶稣哭了。”(约11:35)这句话之所以令人费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眼泪本可以轻易避免。若耶稣当初听到求助就及时赶来，此刻便不会有人哭泣。旁观的人感叹道:“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但也有人疑惑:“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约11:36-37)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安慰我们的人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因而常常无法满足我们的心。但耶稣并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明，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冷眼旁观我们的苦难;他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同承受苦难的神。先知以赛亚称弥赛亚为“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赛53:3)，而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屡次对受苦之人满怀怜悯。这种怜悯超越了同情。耶稣不仅为我们的软弱和痛楚感到难过，他更亲自担当了那份苦楚。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以赛亚接着说: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4-5)

在这段预言中，忧患、痛苦、疾病被卷起，连同疾病和罪疚一起，被扛在弥赛亚的肩上;当耶稣来到时，他背负起这一切。他替我们承担了罪恶与过犯的道德重担;同时，他也承受了我们在苦难中的心碎。在我们哀伤时，耶稣紧紧地拥抱我们;在我们流泪时，他与我们一同哭泣。他知道故事的结局，那时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我们的痛苦中与我们紧密相依。事实上，痛苦反而成了与他建立特别亲密关系的途径。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和任何人一起欢笑，但我们只会与最亲近的人一同哭泣;当彼此之间的痛苦相通时，这种纽带最为牢固。在耶稣里，我们遇见了那位完全知晓我们一切心碎与伤痛的知己。被最亲近的人离弃，被陌生人殴打，被剥去衣衫，受尽凌辱，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种伤痛，是他无法触及的。他甚至经历过被父离弃的滋味;在十字架上，他呼喊出《诗篇》22篇1节的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

耶稣知道复活即将来临，但他仍在痛苦中呼喊。耶稣知道马利亚、马大和拉撒路故事的结局，但他仍然为之流泪。

“拉撒路，出来!”

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再一次深受触动，便吩咐人把石头挪开。马大提醒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约11:39)但耶稣坚持如此。他祷告，然后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那已经死了的人便走了出来(约11:43-44)。

我常常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女儿们听。与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孩子不同，她们至今几乎没有直接面对死亡的经验。但我希望她们知道:有一天，当她们的身体已经朽坏，她们的生命被人遗忘时，耶稣仍将把她们从坟墓中召唤出来——不是以脱离肉体的灵魂飘浮天际，而是以复活的形体行走大地。那位曾创造星辰的主，也将召唤她们出死入生。

耶稣对死亡拥有绝对的权柄。我相信，这是我们面对终有一死时的唯一盼望。然而，这个故事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对拉撒路本人着墨甚少。相反，它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既然耶稣打算医治拉撒路，为什么一开始不这么做呢?为什么他任由拉撒路死去，让马利亚和马大哀伤多日?为什么他不立刻告诉马大他要做什么?正是在这段看似延宕的叙事中，我们得以窥见整本圣经对苦难的诠释框架。从拉撒路死去，到耶稣呼唤他走出坟墓之间的这段时间，正是马大真正看清耶稣是谁的时刻——他就是她的生命。

这个故事同时阐明了苦难与祷告。我们常常把祷告看成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仿佛上帝是一台宇宙自动售货机，我们在其中投入祷告，便期待结果自然落入掌中;要是机器没有反应，就愤怒地踢它几脚。但拉撒路的故事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这种观念。耶稣并不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也不是马大改变处境的工具;他就是目的本身。是马大的处境把她推向了他。并非她的苦难或我们的苦难不重要;恰恰相反，它重要到足以让上帝的儿子流泪!但这种重要性，犹如初见之于婚姻，或分娩之于做母亲:它是进入关系的入口，是一种借着苦难与喜乐共同塑造的关系。如果真如耶稣所言，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与他建立关系，那么，在苦难中寻见他，正是关键所在。

苦难与罪

认识到苦难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们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清一个关于苦难的常见误解:我们很容易认为，苦难是犯罪的惩罚。但圣经清楚地表明，虽然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罪与苦难确实有关联，而且悖逆上帝的生活方式也确实会带来今生的痛苦，但一个人受苦的程度，与他或她犯的罪并不成正比。旧约中的《约伯记》以戏剧化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耶稣也进一步加以强调。在《约翰福音》前面的记载中，耶稣遇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他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约9:2)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约9:3)随后，耶稣医治了那人。

这一教导使基督教信仰与主张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佛教思想明显区分开来。按照因果逻辑，我们当下的处境是过去行为的结果:前世的罪孽决定了今生的苦难。基督教则不然。事实上，如果要说这两种信仰有什么不同的话，基督教信仰恰恰颠覆了这种范式:那些今生享有特权的人，反而受到警告:若不接受基督那剂治病的猛药，来世将会遭受苦难;而那些现在受苦的人，却最贴近上帝的心。这种颠覆性的关系在耶稣的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比喻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个足以让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不寒而栗的故事，发生在财主与另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身上(路16:19-31)。因此，我们固然可以从苦难中寻找意义，但我们不应把苦难当作衡量罪责的标尺，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我们祷告更恒切、信心更大，或行得更好，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免于一切苦难。

苦难与爱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必须摒弃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上帝爱我们，他就不会让我们受苦。这个前提在圣经的每一页都站不住脚。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那些被上帝拣选、深爱的人在经历着各种苦难。当耶稣来到世上时，我们看到这一剧本在宇宙的舞台上完整地上演:天父上帝所喜悦的独生爱子，正是出于对他子民的爱，甘愿降世为人受苦舍命。事实上，我们对上帝和苦难的看法，正暴露出我们人性本能的预设与圣经叙事之间的断层。

在我们的想象中，那位慈爱全能的上帝，会迅速地把世界从创造带入新创造，从《创世记》的伊甸园，直接推进到《启示录》中天上的耶路撒冷。但圣经中的上帝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将救恩的史诗铺陈于千万年的时光之中，将人类历史的全部混乱——罪恶与情欲、死亡与历史偶然——都编织在其中。而在历史的核心处，他竖立起了爱子的十字架。耶稣的死绝非偶然，甚至也不是“备选方案”。它是整个人类历史运转的枢纽，是现实本身的中心支点。这位无辜之人承载着整个世界的罪恶、愧疚与苦难，他的惨烈死亡，是整个故事的焦点。的确，正是透过它，我们才能理解整个叙事;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章。

苦难与故事

童年时，《魔戒》点燃了我的想象力。那时是父亲读给我听;如今，我又把它读给我八岁的孩子听，我们都乐在其中。在故事的低谷时刻，两位主要人物弗罗多和山姆谈起了他们正处在故事中的哪一段。山姆回忆说，他从前以为，故事里的人之所以要去冒险，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无聊了。但他转而反思道:“但那些真正重要的故事并不是这样的。”弗罗多很享受山姆开始讲述他们自己的这段冒险故事，但随即打断了他:“我们说得有点太远了，山姆，你和我现在还困在故事中最糟糕的地方呢，这个时候，很可能有人会说:‘爸爸，快把书合上吧，我们不想再听下去了。’”

这些霍比特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会如何收场。如果故事在此刻戛然而止，那将是凄凉又绝望的。但好在故事并未就此结束。托尔金带着他们穿越黑暗、苦难与失落，直到咕噜咬下了弗罗多手上的魔戒，最终迎来了一场代价惨痛的胜利。这段经历给弗罗多的身心都留下了伤痕，但他终究赢得了胜利。他和山姆听到了人们吟唱着歌谣，传讲着他们的故事。最终，历经成长与蜕变的弗罗多与精灵们一同渡海而去，前往他们的国度。托尔金的创作深受其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而这信仰不仅关乎耶稣的死亡，也同样关乎他的复活。所有核心人物经历的旅程，都是穿越黑暗，乃至死亡，最终进入新生命。然而，若你在至暗时刻拍拍他们的肩膀询问，没有人会知道自己正处在故事的哪一章。

如果你此刻正在经历苦难，期待一个圆满的结局也许听起来有点不切实际。一位朋友的妻子流产失去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告诉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妻子只能用《诗篇》88篇来祷告——那是一首以黑暗结尾的诗。万灵丹式的套话“一切皆有缘由”，对一颗痛苦不堪的心来说，不过是一句冷冰冰的安慰罢了。但另一位朋友(他十几岁的儿子因一次运动事故造成脑损伤)却这样分享他对苦难的理解:“人们常常以为，苦难的现实让基督教信仰蒙羞。但我认为，苦难恰恰是基督教信仰最有力的辩护。”

从无神论的视角来看，我们不仅无法期盼这个故事会有一个更美好的结局，甚至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终局;有的只是盲目、无情的冷漠。但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看，我们不仅有着对更美好结局的盼望，而且现在就能与那位复活的救主亲密相交，这位救主的手上仍然带着十字架的钉痕。苦难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羞耻，而是将基督之名一针针绣进我们生命的金线。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

这种关于苦难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圣经宏大叙事的展开轨迹。圣经的开篇描绘了一幅乐园的图景: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没有罪恶、没有苦难、也没有死亡。许多人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基督教信仰的终点不过是重返伊甸。但若细究这一想法，我们就会发现，它几乎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变成了一场宇宙尺度上的徒劳。上帝原本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阻止亚当和夏娃犯罪;即便是出于某些理由，比如为了赋予人类自由意志而容许罪的存在，我们也仍然可以构想出一条从起点到终点，远比圣经所描述的更简短、更直接的路径。然而，圣经中的“新造”并非单纯地回归到田园牧歌般的旧世界。它远胜于此。

在《创世记》的早期叙事中，亚当和夏娃所认识的上帝是创造主，是主宰，或许甚至是他们的朋友。但基督徒对耶稣的认识要亲密得多:他是救主、爱人、丈夫、元首、弟兄，是一同受苦的那一位，更是他们的复活与生命。最初的人类无法想象与上帝竟能有如此惊天动地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或许只能在他们彼此相交的经验中略见一斑，而那还是在他们背离造物主之前。正因为缺乏这种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才解释了那句看似奇怪的宣告:“那人独居不好。”(创2:18)人类最初的蓝图是“甚好”的，但它并不是“最好”的。从圣经的视角来看，最好的尚未到来;而通往那里的道路，必然要经过苦难。

我八岁的女儿酷爱阅读，立志要当个作家。她的词汇量很大，想象力天马行空，但写出来的故事却乏善可陈。为什么?因为她从头到尾都在追求快乐。没有苦难，人物就无法成长;没有在患难中的相交，人物就无法真正建立联结。圣经以幸福开始，也以幸福结束，但故事的主体却是苦涩而粗粝的。基督徒蒙应许，有一天，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启21:4)。然而，上帝从未应许我们说，他从一开始就不会让我们流泪。那么，究竟是什么值得我们经历这么多的苦难?耶稣的回答是:他自己。

苦难与基督教伦理

在耶稣里，基督徒得着这样的应许:有一位永不离弃、永不撇下他们的爱人，会陪伴他们，直到苦难的尽头，甚至超越那尽头。因此，作为耶稣在地上的“身体”，基督徒必须委身于与受苦之人的团契中。这种团契绝非空谈，乃是包含着切实的援助行动。作为历史上最早建立医院的一群人，尽管基督徒在道德上有不足之处，但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在减轻人类痛苦方面所做的贡献超过了其他的任何群体。这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今日的现实。

2018年，我们在第四章中提到过的ISIS受害者、人道主义者娜迪娅·穆拉德，与刚果医生德尼·穆克维格(DenisMukwege)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穆克维格医生被称为“奇迹医生”，他是一位外科手术先驱，医治了数千名性暴力受害者。这些受害者遭受了轮奸和暴力，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穆克维格深知耶稣对基督徒服侍受苦之人那不容推诿的呼召，因此他敦促信徒们说:“只要我们的信仰仍然脱离实际，仍然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我们就不可能完成基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他接着说:“如果我们属基督，那就别无选择，只能与弱者、伤者、难民以及遭受歧视的妇女站在一起。”

生活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中的人，从特蕾莎修女及其仁爱宣教修女会那里见证了这一点。特蕾莎修女的目标——“透过穷人那令人心碎的面纱，窥见并朝拜基督”，具有深刻的神学内涵，绝非纸上谈兵。它意味着去照顾那些无人关心的人，去触摸那些无人愿意触碰的人。基督徒蒙召并不是要保持一种对人富有同情却保持距离的态度。真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是与人悲喜与共，身披泪水的人。这泪水既有自己的，也有他人的，正如他们的主一样。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相信耶稣所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并不是头脑里一次性的立场表态，而是一场日日上演、发生在内心深处的争战。就像坐过山车的孩子一样，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在尖叫着否认这一点。我常常受到试探，相信或许某物、某人才是我真正的生命寄托，总希望用所渴求之物来填满我的内心。那些事、那些人，与这位呼召我钉死私欲、纵身投入他怀中的“不可思议的上帝”相比，显得如此真实、如此触手可及，每逢信心动摇的时刻，我就会想起马大的故事。她的心挂念着她的兄弟;在她看来，他的康复对她而言就像生命一样重要。但耶稣站在她面前，直视着她的眼睛，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争战中，我有时得胜，有时败退。有时基督的同在如潮水般漫溢在我贫瘠的心田，有时我如同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应许，却不知故事的终章如何。但我必须将生命押在这个宣告之上:复活在主，生命也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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