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宗教不是压制了文化多元吗?

森甘鲁·泰梅(SengangluThaimei，朋友称她森梅)是一位值得《纽约时报》专题报道的人物。她出生于印度极东北部的荣美部族(Rongmeitribe)，现任德里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同时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从边缘女性的视角重新演绎部族传说。在进行这种颠覆性的部族叙事重构的同时，泰梅教授也积极投身于部族文化的保护工作。这种保护迫在眉睫。与其他那加(Naga)族群一样，荣美部族在十九世纪早期受到了西方宣教士的影响。如今，该部族超过80%的人口是基督徒，而部族传统正在逐渐衰落。

对许多人来说，基督教是“西方白人宗教”(洋教)，与文化帝国主义有着内在联系，这种观念构成了他们接受基督教的重大道德障碍。我们推崇多元化，痛心宗教曾被西方人用来摧毁本土文化。2016年6月，当我遇见森梅时，作为白人的强烈负罪感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我了解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历史，却对那加族一无所知。若说起最老套、最令人难堪的宣教活动画面，大概莫过于美国浸信会的白人宣教士跑去给那些曾经以猎头为传统的偏远部落布道了。

但森梅的个人经历使这一画面变得更加复杂。她在一个无宗教信仰的家庭中长大，青少年时因一位荣美族朋友带她去教会而开始跟随耶稣。如今，森梅嫁给了一位来自亲缘部族(良美族)的男子。她丈夫在新德里牧养着一个多元族裔与多元文化的教会。森梅对文学充满热忱，而她对分享信仰的热情更是无可比拟。

森梅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那些受西方基督徒错误行为伤害最深的人，反倒成了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最热诚的拥护者。实际上，森梅提醒过我，不要把那加族的基督教化过多归功于西方宣教士。西方宣教士只收获了少数几个信徒，真正使福音在部族间传开的，是他们这些本土的信徒。(荣美族比其他那加族群更晚接触基督教，他们的基督教是由库基族宣教士传入的。)尽管森梅对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捆绑传播的方式感到痛惜，但她同样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在提升部族女性地位方面。

我此行赴印，是为了与十二位基督徒学者会面。其中十位来自那加部族，说七种不同的本土语言。虽然印度部族原住民不在种姓制度之内，却也常遭遇种族歧视，而他们大多数信奉基督教，这使得他们在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中更显孤立。但我的这些新朋友们迫切希望打破“基督教本质上是西方宗教”的误解。正如文化人类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自豪的那加族人乔菲(KanatoChophi)所说:“我们必须摒弃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这种荒谬观念。”

识字是西洋文化吗?

或许做一个类比更有助于理解。并不是说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毫无关联。基督教曾主导欧洲数百年，西方产生的诸多文化成果，从绘画、戏剧、诗歌到宫殿建筑，都浸透着基督教思想。然而，尽管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居垄断地位，但西方文化却从未能垄断基督教。事实上，将基督教称为“洋教”，就如同将识字视为“西洋文化”一样荒谬。西方文化无疑深受识字的影响，西方人也曾试图强迫他人识字，并往往对对方的传统生活造成伤害。但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表示识字能力本质上不属于西方，理由至少有三个:首先，文字并非起源于西方;其次，当今世界大多数识字的人并非都是西方人;第三，坦率地说，如果认为世界大多数人是通过对西方的“文化挪用”才具备了文化素养，这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冒犯。基于同样理由，“基督教是洋教”的论断也根本站不住脚。更何况，圣经本身便否定了这一论断。

圣经中的多元化伦理

与普遍的认知相反，基督教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元文化与多元族裔构成的。耶稣打破了种族与文化的界限，令他的犹太同胞深感震惊。例如，他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比喻之所以让最初的听众震撼，是因为故事把撒玛利亚人这个令犹太人厌恶的族群塑造成了道德楷模。若换到今天的语境中，相当于给一个在不合乎圣经的种族偏见环境下长大的白人基督徒讲一个黑人穆斯林英雄的故事。同样，《约翰福音》还记载了耶稣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话，这场谈话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犹太人通常不会和撒玛利亚人来往，更何况是一位犹太拉比与一位道德声誉有亏的撒玛利亚女子!但耶稣并不以为意。或者说，他更在意的是这位被边缘化的、在宗教和性方面都备受质疑的外族妇女。

由耶稣点燃的多元化运动，在其复活后成了燎原之势。在离世归父之前，耶稣命令他的犹太门徒“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在记载基督教早期浪潮的《使徒行传》中，上帝的灵使他们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传讲耶稣的信息。当时听道的人“来自天下各国”，包括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和意大利等(徒2:5-11)。此外，肩负向外邦世界传道使命的犹太使徒保罗，彻底打破了当时的社会隔阂。他写信给歌罗西教会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西3:11)又对加拉太人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

同样，社会经济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是核心伦理。耶稣将关爱穷人置于他教导与事工的中心，他的兄弟雅各曾告诫基督徒在聚会中不可厚待富人、轻视穷人:“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雅2:9)在第九章，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用来形容教会的那些极为亲密的词汇，这些词汇将不同种族、阶层和背景的人紧密地联结在团契之中。将基督教视为压制多元化、崇尚西方白人特权的宗教，这种观点与新约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

首位非洲基督徒

人们常常误以为基督教是在殖民时期通过白人宣教士首次传入非洲的。但新约中记载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人，他在基督教传入英美数百年前就已经归信耶稣。在《使徒行传》8章，上帝引导使徒腓利走近一位埃塞俄比亚太监的车辇。这位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徒8:27腓利听见他正在诵读《以赛亚书》，便向他解释说以赛亚所预言的正是耶稣。埃塞俄比亚人当即信从基督，并请求受洗(徒8:26–40)。这段记载恰巧居于使徒保罗首次登场，以及他在大马士革路上戏剧性地归信基督的故事之间。这两个故事显然都是上帝所精心安排的。

当这位埃塞俄比亚大臣将耶稣的福音带回干大基女王的宫廷时，当地人作何反应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我们明确知道的是，在四世纪，有两名奴隶兄弟推动了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基督教化，促使世界上第二个基督教官方政权在此建立，比罗马基督教化还早了半个世纪。我们亦知晓，基督教于一世纪在埃及扎根，二世纪已传至突尼斯、苏丹等非洲各国。更重要的是，非洲孕育了多位早期神父，其中包括基督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四世纪的希波学者奥古斯丁。今天，虽然北非大多为伊斯兰文化所主导，但漠南非洲地区超过60%的人信奉基督教。到2050年，全球自认基督徒中可能有40%将居住于此。我在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已能窥见未来:女儿就读的公立小学基督教团契中，近半数的孩童是非洲第一代移民，其中大多数正是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我的航班旅伴

此刻我正在万米高空写下这些文字。我的邻座是一位十二岁的加纳男孩，他的手腕上戴着三条手环:一条标识为他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一条写着“与善同行”，还有一条则写着“与耶稣同行”。我的这位新朋友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在加纳一间长老会做礼拜。他告诉我非洲基督徒众多，而美国信徒相对较少，因为美国人信奉多元化。我向他指出:与流行的观点恰恰相反，基督教是人类历史上在民族、文化、社会经济状况与种族上最为多元的信仰体系。事实上，正是因为它，我与他才能够跨越年龄、性别、种族、文化与国别的差异连结在一起，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东: 拥有全球最古老、增长最快却最受迫害的教会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艺术都在描绘着皮肤白皙的耶稣，使我们逐渐忘记了基督教本源自中东。耶稣的门徒最早在安提阿(其遗址位于今土耳其境内)被称为“基督徒”。如今，这片地区的基督徒比例已位居全球末列。然而，中东的基督徒虽然人数不多，却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

伊拉克拥有世界上最古老且延续至今的基督教群体。这些教会在伊斯兰教兴起数百年前便已存在。如今这些古老信仰群体正在快速消亡，实属可悲。1987年，伊拉克基督徒人数约140万(占全国人口的8%)。海湾战争后，这一数字急剧下降。随着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一些最古老的基督教徒聚居区因迫害而彻底消失。如果我们仍固守“基督教是西方宗教”的成见，就将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现实: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群体正在被连根拔起。

但中东教会的叙事却不只有退却。1979年，伊朗境内由穆斯林改信基督教者仅有约五百人。一年后，伊斯兰革命将这个相对宽容的穆斯林主体国家转变为了一个高压政权。女性原有的权利遭到剥夺。极端宗教领袖伊玛目攫取了权力，使公开处决成为常态。这导致许多伊朗人对伊斯兰信仰产生幻灭，前所未有地转向基督教寻求庇护。如今伊朗基督徒已达数十万之众。伊朗的基督教会由一粒微小的种子萌芽，如今已长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宗教力量。

基督教也属于印度吗?

在世界主要的宗教中，如果说基督教的族裔分布最广泛，那么印度教的分布则最为局限。印度是绝大多数印度教徒的居住地或祖籍所在地。穆斯林构成了印度规模最大的宗教少数群体，占印度人口的14%，而印度境内的基督徒约有2700万，仅略超人口总数的2%。那么，基督教也属于印度吗?

现任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会说“不”。部分原因在于，历史上他们曾遭受过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殖民统治，印度政府正试图将印度人与印度教徒划等号。英国的殖民统治历史使得许多人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视为一体。

但印度的基督教传统源远流长。南印度教会称其渊源可追溯至公元一世纪，据说是使徒多马将福音传到了印度。虽然此事已无从考证，但历史学家罗伯特·埃里克·弗赖肯伯格(RobertEricFrykenberg)得出结论称:“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南印度至少在公元三四世纪，甚至可能更早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基督教社群。”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印度扎根的时间，比不列颠群岛基督教化还要早数个世纪。

印度教与基督教的冲突之一恰恰在于多元化。传统的印度种姓制度根据既定的社会等级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并将其与印度创世之神梵天的信仰相结合。人们相信，婆罗门(主要是祭司和知识分子)出自梵天的头部;刹帝利(武士阶层)出自他的手臂;吠舍(商贾)出自他的腿;首陀罗(卑微劳工)则出自他的脚。但在首陀罗之下还有一个群体:达利特，即“不可接触者”。

在《象群中的蚂蚁: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与现代印度的形成》(AntsamongElephants:AnUntouchableFamilyandtheMakingofModernIndia)一书中，苏贾塔·吉德拉(SujathaGidla)解释道:

“不可接触者”的特殊使命……就是为别人耕种田地，或是从事印度教社会视为肮脏的工作。他们不得住在村庄里……不得进入寺庙，不得靠近其他种姓的饮用水源，不得与高种姓的印度人并排而坐吃饭，或者使用同样的器皿。

吉德拉还列举了数以千计其他的“限制与侮辱”。目前种姓制度虽已失去官方支持，现任印度总统更是出身于达利特家庭，但其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吉德拉写道:“每天翻开印度报纸，你都能读到‘不可接触者’因穿凉鞋、骑自行车而遭到殴打或杀害的新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经始终坚持所有人类都享有平等的价值与尊严。早期的基督教会将尊卑贵贱、贫富主奴、各色族裔的人们联合在一起，进入到一个打破藩篱和舒适区的团契之中。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占多数的社会未能践行这一承诺，反而构建起贬低一些人、抬高另一些人的等级体系。印度贱民(“不可接触者”)的遭遇，使人联想到美国黑人令人痛心的历史。但正如本书在后面将要探讨的那样，种族隔离与社会分层在基督教信仰中毫无根据;事实上，它们正是教义所明确谴责的。

考虑到这一背景，印度基督徒中贱民阶层占比异常之高或许就不足为奇了。当主流信仰体系轻视你的生命价值时，一种将你提升为“上帝愿以生命救赎之儿女”的信仰自然充满了吸引力。特蕾莎修女(MotherTeresa)关爱印度社会的弃民正是这一信仰的体现。她将自己在加尔各答的侍奉形容为“在穷人痛苦的伪装下遇见耶稣”，这正呼应了耶稣关于绵羊与山羊的扎心比喻。尽管特蕾莎的善举在印度广受赞誉，但殖民统治的创伤与西方宣教士的诸多不当行径仍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深刻的伤痕。甘地(Gandhi)曾坦言:“我欣赏你们的基督，却不喜欢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与你们的基督太不相像了。”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霸权捆绑的思维模式不应存在于印度;但以圣经为根基，强调人类平等并跨越差异之爱的基督教信仰，却理应归属于这里。

美如牛!

在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跟随基督固然会面临挑战，但与如此古老的文化连结，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文本。

我在教会与一位有印度教背景的尼泊尔朋友谈话时，对此深有体会。我问她她的名字“迪帕”(Deepa)有什么含义。她回答说:“光”。然后她也反问我我名字的含义。我照例给了一个总能引人发笑的回答:“丽贝卡(Rebecca)有三重含义:贤妻、绝色佳人，还有母牛。”但迪帕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母牛!多美啊!”我赶紧解释道，在西方，把女人比作母牛可不是赞美!她却解释说，在尼泊尔，牛是神圣的。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就连理解自己这个源自圣经的名字，我竟然也因为文化差异而处于劣势。

如果我想真正体会圣经的深意，我就需要聆听那些成长在文化上比我更接近古代近东世界的弟兄姊妹的声音。每种文化都有其盲点，而多元视角却能帮助我们所有人看得更全面。

中国: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中国教会的渊源或许不及埃及、印度或伊拉克久远，但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八世纪，基督教就已传入了中国。然而，在此后的一千二百年里，基督教始终未能真正扎根。直到近几十年来情况才有所改变。如今，尽管频繁面临政府的压力，中国教会的发展态势仍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曾有一位西方来华宣教士预见到了这番景象。

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于1905年病逝于长沙，那时距离他初抵上海已逾五十载。与同时代的许多宣教士不同，戴德生坚决反对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进行捆绑传播。他身着汉服，留起长辫(当时中国男子的习俗)，舍弃西方的舒适生活。戴德生对他所服侍的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爱心。他接受中医训练，每日坚持诊治两百名病患。他曾感慨道:“我发现上帝的每一项伟大的工作都要历经三个阶段:始觉不能，继而艰难，终告达成。”

戴德生在他挚爱的这片土地上传道时，始终徘徊在“不能”与“艰难”之间;而今天的我们似乎正处在“艰难”与“达成”的过渡期。想要获取有关中国基督徒的准确数据实属不易。由于政府的管控，许多信徒在非官方的“家庭教会”进行礼拜。但正如本书导论所述，据2010年的保守统计显示，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超过六千八百万，且自1979年以来新教信徒年均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杨凤岗等学者预测，到2030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将超越美国;至2050年，中国或将成为以基督徒为主体的国家。当然，这一切仍充满变数。近些年来政府对基督教的施压力度明显加强。但倘若在未来三十年间，中国真能从“共产主义国家”转变为“基督信仰的国家”，那将对全球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园里的偶遇

大女儿四岁的时候，我带她在本地公园的沙坑里玩耍。一位讲中文的老妇人也带着她的孙子在那里玩。我女儿问她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接着又问她:“您信耶稣吗?”我感到很尴尬。那位老妇人没太听清，问道:“你说什么?”我女儿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您信耶稣吗?”我暗暗祈祷，恨不得地上能有个裂缝让我钻进去。然后我小声地解释说，我们是基督徒，我女儿有时喜欢问别人是否信耶稣。那位老妇人回答说:“哦，信耶稣吗?是的!我信耶稣!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你们也信，我太高兴了!”

我看到一位年长的、讲中文的妇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她不会是基督徒;而她看到一位年轻的、英国白人女子，也想当然地认为我不会是基督徒。但我们都错了。

反向宣教

许多亚洲基督徒展现出的宣教热忱，常常令西方人有些不知所措。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搬到韩国任教时，常在脸书上发一些半开玩笑的抱怨——当地人总是想把她“转化”成基督徒。朋友们邀请她去教会，陌生人会在街上拦住她，向她传讲耶稣;最有趣的一次，是有人竟直接把一只耳机塞进她的耳朵里，让她听讲道，丝毫不顾忌她的私人空间。而她只不过想在星期天的早上多睡一会儿。他们就不能让一个友善的、后基督教社会的西方白人女孩清静一下吗?

友人的经历揭示出一个事实: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思维定式，重塑对基督教的认知。许多人仍将基督教与西方白人的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印象并非全无根据，其中确有一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原因。但如今，全球大多数基督徒已非西方白人群体，并且这一趋势日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非西方基督徒的宣教行动。举例来说，尽管韩国人口不多，基督徒仅占约29%，但韩国却是全球派出海外宣教士人数第二多的国家。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杰出的黑人公共知识分子史蒂芬·卡特(StephenCarter)曾指出，当今世俗左派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困难:他们经常拒绝正视基督教的人口结构现实”。卡特指出，在美国，最虔诚的基督徒群体是黑人女性;而“在全球范围内，最有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人群是有色人种女性”。他警告称:“当你嘲笑基督徒时要小心，你嘲笑的对象并非是你所想象的那些人。”我们这些在西方长大的人必须适应一个事实，即基督教早已不再是我们文化的专属。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福音的反向传播，是在我十六岁那年。那时，我跟随青年团契前往罗马尼亚的一家孤儿院服侍。星期天，我们在一个小型家庭教会里敬拜。带领敬拜的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我在伦敦长大，而她则是在共产主义时期的罗马尼亚乡村农场长大。当她背着吉他走进房间时，张开双臂抱住我，兴奋地喊道:“姊妹!我好高兴，原来在英国也有基督徒!”

那美国呢?

初抵美国时，我发现许多人将福音派基督教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令我深感困惑。新约圣经本该是史上最旗帜鲜明的反种族主义文献之一，跨越种族与民族隔阂的团契，与扶贫济困一样，都深植于耶稣教导的核心。然而，某些被扭曲的美国基督教确实与种族主义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关联:这些教派对圣经的教导充耳不闻，将以白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与圣经信仰混为一谈。

马丁·路德·金在1960年接受采访时痛陈:“星期天上午十一点是种族隔离最严重的时刻，这实属我国最可悲的悲剧之一。”在此次采访中，他还表明:“任何反对种族融合、实行种族隔离的教会，都是在违背耶稣基督的精神与教导。”通读过新约你便会发现，企图将基于圣经教导的基督教与以白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无异于强令猫鼠通婚——二者本质相克，岂能相容?

当今美国教会往往未能践行圣经所倡导的多元理想:既未消弭黑白族裔信徒间的隔阂，又将移民潮视为对美国基督教身份的侵蚀。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多数美国移民本就是基督徒，真正冲击美国基督教根基的反而是白人群体。我们绝不可任由不合圣经的白人中心主义来定义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纽约牧师、畅销书作家提摩太·凯勒(TimKeller)在2017年《纽约客》(NewYorker)上专题论述福音派的未来时写道:

来自南半球与东半球教会的巨大能量，正开始涌入北美各大城市。在那里，一种全新的多元族裔福音派正在稳步成长。自1970年代以来，非西方宣教士已在当地建立数千间新兴城市教会。过去十五年间，仅在纽约曼哈顿，我就目睹了数十间符合福音派定义的教会诞生，其中只有少数是白人教会。

美国教会要实现圣经的应许仍然任重而道远。然而，每个主日上午，我都能亲身体验到丰富的多元共融。我的左边坐着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研究生，右边是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哈佛博士生。我的身后是一位非裔美国母亲和她十几岁的儿子，前面是一位年逾六十的白人蓝领工人。我们的牧师是一位蓝眼睛的白人，他的妻子则是美洲原住民。昨晚的查经小组共有十四人，来自四大洲八个不同的国家。想要跨越差异去建立连结固然艰难，但这正如唱赞美诗一般，本来就是基督徒群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基督教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多文化、多种族、多民族的运动，但这并不能为西方人滥用基督教身份以压制其他文化开脱。在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西方基督教从一个受迫害的少数信仰，转变为与帝国政治权力紧密相连，而权力或许是人类最危险的毒药。

讽刺的是，我们习惯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划上等号，这本身就是一种西方的偏见。圣经最后一卷描绘了末世的景象:“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启7:9)这正是基督教贯穿始终的多文化愿景。尽管过去两千年来西方基督徒多次偏离正途，但若放眼当今全球教会的增长，认为这一愿景终将实现并非异想天开。因此，如果你在意多元化，请不要拒绝基督教: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多元化、最多族裔、最跨文化的信仰运动。

@福音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