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劳林｜6.4 耶稣与目击者

福音书原本可以轻松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我们根本无需怀疑某个近乎虚构的历 史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仅就福音书抄本而言，关于耶稣生平的手稿证据远远超 过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在耶稣公开传道期间在位的罗马皇帝 提比略)。此外，我们还有众多敌对的非基督教史料，可以佐证耶稣生平、 受难及宣告复活的基本事实。此处，我将撷取一条耐人寻味的证据线索。

英国学者理查·包衡(Richard Bauckham)在其开创性著作《耶稣与目击 者》(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中提出:《马可福音》写于“众多目击 者尚在人世”的年代，而其他新约福音书则是在在世目击者日渐稀少之际问世 ——当时若不记录下来，他们的见证将随之消逝。包衡表示，福音书中所出 现的人名频率与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其他文献出现的人名频率高度吻合。 (如果你曾疑惑，为何福音书中会有那么多的“马利亚”和“西门”，那是因 为这些名字在当时极为常见!)随后，包衡运用他对当时引用目击者规范的相 关知识，阐释了福音书中提及某些人名的意义，认为其中许多被提名者正是事 件的亲历者，他们以“传统的权威担保人”身份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就解 释了某些客串人物的突兀出场。例如，在《马可福音》所记述的耶稣受难途 中，当耶稣体力不支倒地时，士兵强行拉来一位路人替他背十字架。此人被称 为“古利奈人西门”，更被特别注明是“亚历山大和鲁孚的父亲”(可 15:21)。包衡认为，提及西门之子是因为早期基督徒群体熟知这二人，他们能 为这一记述作证。

复活

不同福音书中记载的复活见证者名单存在差异，常被用来作为质疑其真实性的证据。但包衡认为，这些差异实际上恰恰表明了“福音书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将妇女呈现为见证人”。他指出，作者列出的目击证人都是他们自己认识的，这一点在《马太福音》中尤其突出。根据犹太律法，见证任何事件最好有三位证人，但马太“却满足于仅以两位他熟知的妇女作为见证人”，并未刻意 扩充名单。

以现代人的思维考量，我们很容易忽视妇女首先见证复活这一事实的重大 意义。在当时的犹太文化中，女性的证词本不具备公信力。若福音书的记载是捏造的，福音书作者绝不会选择让妇女成为关键证人。[19]这就好像今天有人仅 凭几个孩子的证词来支撑其关键的法律主张一样。这种对女性的文化偏见在男 性门徒的反应中可见一斑:“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马利亚，还有与她们在一处的妇女。她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 言，就不相信。”(路24:10)

福音书对早期教会领袖窘境的如实记载，更进一步印证了其真实性:所有 男性门徒都弃主而逃。彼得是耶稣的至交、早期教会的重要领袖，竟三次否认 认识耶稣。在这点以及许多类似的细节上，福音书可算得上是使徒们的“负面 公关”。若作者无意忠实记录史实，这些细节必定早就被刻意抹去了，因此它 们绝不可能是随意捏造的!毕竟，谁愿永远被人称为“多疑的多马”，谁又愿 让人记得自己是那个誓言要为耶稣赴死、几个小时后却又发誓诅咒说不认识他 的门徒呢?

另一位著名的新约学者兼古代史学家N. T.赖特(N. T. Wright)对“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教义进行了重要的阐释。通过仔细考察历史与文化背景(包括 女性见证人的尴尬处境)，赖特推翻了许多用以否认复活的常见论点。例如， 有人曾提出，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昏厥过去，并未真正死去。赖特指出:罗马 士兵精通杀戮。十字架作为镇压弥赛亚运动领袖的常规刑罚，更是其最拿手 的手段之一。赖特进一步指出，同时代的弥赛亚运动若以领袖被钉十字架而告 终，其追随者通常要么就此解散回乡，要么转而拥立新的“弥赛亚”。这一职 位往往会由前任领袖的亲属或亲密伙伴继承。照此逻辑，耶稣的弟弟雅各本应 是顺理成章的人选。然而，尽管雅各确实在早期教会中担任领袖，却无人称他 就是新的弥赛亚。相反，门徒们宣告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许多人甚至为这 一信仰而殉道。没有人会为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付出如此的代价。

在犹太背景下，赖特同样否定了“耶稣并非肉身复活，而只是活在门徒心 中”的说法。在犹太教语境中，“复活”一词始终意味着在死亡一段时间后， 获得全新的、有实体的生命。许多一世纪的犹太人相信，上帝的子民将在末日 一同复活，但某个人在历史中途率先以“复活之身”显现，却是前所未闻的崭 新观念。

今天，我们觉得肉身复活难以置信。但正如赖特所说，一世纪的人们同样 明白人死不能复生。虽然耶稣事先告诉门徒他将死而复活，但门徒在亲眼见到这一幕之前，没有一个人相信。在另一段令人尴尬的记载中，门徒多马甚至拒 绝相信其他所有目击者的证词，直到亲眼看见才相信(约20: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