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劳林｜4.2 人权的起源
人权的起源
关于“人类平等”这一理念，在古代世界远非普世准则。在古希腊罗马思 想体系中，自由男子天生就比女性、奴隶或儿童享有更多的尊严与价值，残疾 婴孩则被随意抛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公然支持优生政策，后者更宣称“应 立法规:畸形婴儿不得存活”。直至公元1世纪，一位犹太拉比来到这个世 界，颠覆了旧秩序。他提升女性地位，珍视儿童价值，关爱贫苦人群，拥抱患 病之人。早期基督徒坚持跨越种族隔阂，甚至奴隶与自由人的鸿沟，建立手足 情谊，由此点燃了革新道德观念的火花。当今西方社会视若普世价值、认为 独立于宗教思想的诸多理念，其实并非启蒙运动时代凭空生长出来的，而是基 督教信仰逐渐传播影响的成果。
诚然，不少世俗学者试图为人权构建一个脱离宗教根基的理论基础。哲学 家罗纳德·奥斯本(Ronald Osborn)在《人文主义与上帝之死》(Humanism and the Death of God)中梳理了该领域的近期探索，最终他得出结论:“关 于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人权不可剥夺与生而平等这些人文主义核心价值”科学 自然主义无力维系，因为终将滑向虚无主义。相反，这些价值必须以“一种关 于人格的愿景为支撑，而这种愿景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体现在基督教之中。奥斯本指出，这既源于“人是按上帝的形像受造”的共识(亚伯拉罕系宗教的 共同信仰)，更基于基督教所特有的信仰——上帝道成肉身，“成为来自罗马 帝国一个偏远行省的贫苦木匠，被那个时代的政教权威严刑处死”。
英国政治学家斯蒂芬·霍普古德(Stephen Hopgood)对当代人权前景表示 悲观:“在当今世界，全球规则必须世俗化、普世性且不容磋商的认知，其实 是建立在对人权达成深刻的全球共识的假设之上的，然而这种共识是一种假 象。”他认为，“人权根基正在我们脚下崩塌”，并预言随着美国全球影响 力的衰退，以及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人权关怀将逐渐式微。局面看 起来不容乐观。但若人权本源自基督教传统，那么当中国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恰逢基督教在其境内影响力提升之时，或许我们反可对此抱有更为乐观 的期待。
必须明确的是，许多非宗教人士热切地致力于捍卫人权，不少世俗哲学家 也主张将人权与平等视作人类社会实现自我管理的最有效途径。然而，若要从 世俗视角为人权构筑一个坚实的哲学根基，可用之材却寥寥无几。我们固然可 以援引社会学和经济学数据来证明:当人类生命被赋予更高价值、平等原则得 到维护时，社会往往会更加繁荣。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根基，而非道 德根基。已故的无神论思想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 在驳斥人权源自基督教的观点时宣称:“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权’这种东 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这种东西……我们的人权根基，大概就如同我们作 为灵长类动物在这个岌岌可危的星球上的处境一样脆弱。”
因彼得·辛格而意外归信的人
对人类平等在世俗世界缺乏坚实根基的认知，我是经由一位特殊友人才逐 渐领悟的。她在我与丈夫相识之前就同时认识我们两人。莎拉·布莱恩与我曾 同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莎拉是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者:聪慧友善、风姿出 众、思想新潮，与众多研究生院友人一样，她对基督教信仰保持着礼貌的敌 意。毕业后我们渐行渐远，仅有脸书点赞之交。数年前惊悉她嫁给了一位公开 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男子。我发消息给她追问缘由，由此得知这段传奇。
莎拉在澳大利亚一个充满爱的非宗教家庭长大。入读悉尼大学时她已成为 一名基督教的批判者，当她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深造时，更是如鱼得水。国 王学院堪称剑桥各学院中的“加州”，以派对文化与自由政治闻名，寥寥数位 基督徒学生(其中包括我那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丈夫)根本无法撼动整个学 生群体的反宗教气氛，莎拉始终安然保持着她的无神论立场。然而，命运诡 谲，正是从剑桥转赴牛津后，在聆听她的澳洲同胞、无神论哲学家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的系列讲座时，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彼得·辛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是少数几个敢于正视无神论在人类 平等问题上缺乏哲学根基的世俗哲学家之一。他认为，人类的价值不应基于智 人(Homo sapiens，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独特地位，而应根据其
能力来衡量:自我意识、承受痛苦的能力，等等。按照辛格的推算:“一周大 的婴儿既非理性存在，也没有自我意识，而许多非人类动物的理性、自我意 识、感知力等能力都远超人类婴儿。”因此，“新生儿生命的价值……低于 猪、狗或黑猩猩。”
辛格并非缺乏同情心，在2010年出版的《你能拯救的生命:如何为消除世 界贫困尽一份力》(The Life You Can Save: How to Do Your Part to End World Poverty)一书中，他向全球富人发出激进的道德倡议，并身体力行捐出 了大量财产。但莎拉在聆听他的讲座时，却经历了“奇异的智性眩晕”:
我始终相信，普世的人类价值并非只是自由主义者善意的自欺; 但从自己的研究中，我深知不同社会对“人的价值”的理解历来存在 分歧。“人类平等”这一前提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深刻受制于 历史的偶然性。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无神论立场，几乎与我所珍视的 一切价值都不相容。
某个午后，莎拉注意到自己在图书馆的座位正位于神学区。她随手拿起一 本讲道集，惊讶地发现基督教思想竟如此令人折服，复杂且深刻。
第二次冲击来自一场教师晚宴。邻座的科学教授安德鲁·布里格斯 (Andrew Briggs)突然问她是否相信上帝。莎拉迟疑了一下，称自己是不可 知论者。对方反问道:“你打算永远骑墙观望吗?”这句话让她意识到，如果 “人类平等”对她而言意义重大，那么她就必须认真思考“上帝是否存在”这 个问题，“我不知道”已经不足以作答了。
离开牛津后，莎拉担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在那里，她结识了 一群生命被耶稣深刻改变的基督徒:他们为无家可归者送饭，运营社区中心， 为移民农工提供住所。终于，在28岁生日的前夕，她第一次怀着渴慕寻求的心 踏入了教堂。她很快便深受触动: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完全理解，也被无条件地 爱着。莎拉这样描述她的新发现:
结果我发现，基督教信仰与我之前心目中那种刻板的印象完全不 同……上帝需要的是破碎的人，而不是自以为义的人。得救不是靠我 们行善积德、步月登云的努力。相反，我们根本无力使自己与上帝和好。作为历史学者，这一点对我极具说服力。我太清楚人类历史中贫 穷、暴力与不义的循环，绝不会妄想靠什么乌托邦设计(无论是科学 还是其他)来拯救我们。
莎拉发现，她对正义的渴望曾将她引向“激进左翼意识形态”，但最终被 耶稣那震撼人心的信息所满足。耶稣舍弃了自己的权利，甘愿承受苦难、屈辱 和死亡，以拯救他人。她写道:“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意味着蒙召参与到上 帝那全然更新的创造之中。我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天堂的席位;我已蒙基督救 赎，因此有当尽的本分要去完成。”对人类平等的笃信与对正义的渴望，使莎 拉无法再安于无神论。她在道德上始终思念着一个从未踏足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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