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劳林｜5.4 更深层次的问题

基督教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在西方之外的世界同样清晰可见。政治学家罗伯 特·伍德伯里(Robert Woodberry)的研究表明，新教宣教士的历史分布“就 解释了亚非拉及大洋洲地区民主化程度差异大约一半的原因，其影响力甚至超 越了当前统计学研究中的多数变量”。这些宣教士成为“推动宗教自由、大 众教育、印刷革命、新闻事业、民间组织及殖民改革的关键催化剂，从而为稳 定民主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这种关联正是宣教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的例证之 一。

当我们将自由民主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政体形式时，常常忽略了一个事 实，那就是它与世界第二大信仰体系之间的兼容性存疑。与基督教不同，伊斯 兰教所规定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难以与民主融合。2017年《经济学人智库》 民主指数显示，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中，仅有6个被认定为民主国家(且 均存在显著缺陷)，这种内在不相容正是西方误读“阿拉伯之春”的根源。西 方世界曾热切观望，期待穆斯林占多数的六个国家爆发的抗议运动能催生自由 民主政体。突尼斯(抗议最初发生地)确实实现了转型，但利比亚、叙利亚、 也门和伊拉克却陷入了内战，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并伴随着“伊斯兰国”的恐 怖崛起，而巴林的抗议则遭到了镇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复杂，但重要 一点在于:许多抗议派系由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领导，他们寻求推翻世俗政 权、实施伊斯兰教法，而非建立自由民主。

民主不会凭空产生，其传播更非必然。《经济学人》2017年发布的《民主 指数》白皮书报告称，全球民主平均分从5.52降至5.48(满分10分)。随着 伊斯兰教未来数十年持续传播，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民主不会进一步衰退。 民主的孕育与存续必须扎根于适宜的哲学土壤。尽管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显著世 俗化，但这些基督教信仰与实践逐渐式微的国家，依然坚守着追求人类平等价 值、宗教自由及关怀贫弱的基督教哲学遗产。即便是在基督徒比例极低的印 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民主模式亦源自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美国 范本，而这些模式又都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根基之上。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耶 稣，若期盼民主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那么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尤其是在中国 的兴旺发展，可能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最大盼望。

更深层的问题

但这又将我们带回到马克思所诊断出的问题上:基督徒未能实现新约圣经 的应许。诚然，基督教在促进和平与公正方面的影响巨大，世上没有任何其他 世界观能与之匹敌。但基督徒失败的记录也同样漫长。为何十字军会沉溺于无 谓的屠杀?为何众多德国牧师支持希特勒?为何以基督徒为主的美国会拥护奴 隶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认为，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之所以未能活出耶稣 的教导，原因主要有二，并且这两点耶稣都曾亲自明确指出过。

首先，我们不能假定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是真信徒，尤其是在那些宣 称信耶稣不但不会殉道，反而意味着权力的社会里。在论到最后的审判时，耶 稣说许多人会因被定罪而震惊，因为他们未能关爱穷乏人和受压迫者，这暴露 出他们并未真正地跟随主。其次，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对基督徒在道德上的 失败有心理准备。我们并非天性纯良，品行不端也不只是因为缺乏良好教养、 教育或环境。恰恰相反，我们天生就带着罪性，如同方向盘失准的汽车，总是 偏向自私。每一天，我都在自己的内心里看到这一点。尽管基督徒因着耶稣的 死，从罪的刑罚中得释放，但圣经清楚地表明，直到耶稣再来，基督徒都无法 完全摆脱罪的困扰。我可以期待生命中有成长的迹象，但同时必须准备好与罪 进行一场持续终生的搏斗。正如使徒约翰所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 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壹1:8)

对于今天许多的西方人而言，我们的自私未必需要通过暴力来满足。即使 杀了人也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但若将我放在一个暴力对我有利的环境 里，谁又能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我愿意相信自己会不惜牺牲生命去抵抗纳 粹。但我的道德勇气从未经受过那样的考验，而且年岁愈长，我对自己德行的 信心就愈少。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基督教的世界观总 体上帮助人们变得更有爱心、更少暴力。但即使是在教会这样的小团体中，基 督徒也面临着道德的失败。正如朋霍费尔所言:“上帝渴望引领我们进入真正 的基督徒团契，但与之一样确定的是，我们也必定会对他人、对一般意义上的 基督徒，并且(如果幸运的话)对我们自己产生一种巨大的幻灭感。”[这种 幻灭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终点，而是起点。